一

蒲力汗诺夫（George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以一八五七年，生于坦木皤夫省的一个贵族的家里。自他出世以至成年之间，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正是智识阶级所提倡的民众主义自兴盛以至凋落的时候。他们当初的意见，以为俄国的民众，即大多数的农民，是已经领会了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成着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所以民众主义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间去”，向他们说明那境遇，善导他们对于地主和官吏的嫌憎，则农民便将自行蹶起，实现出自由的自治制，即无政府主义底社会的组织。

但农民却几乎并不倾听民众主义者的鼓动，倒是对于这些进步的贵族的子弟，怀抱着不满。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则于他们临以严峻的刑罚，终使其中的一部分，将眼光从农民离开，来效法西欧先进国，为有产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而争斗了。于是从“土地与自由党”分裂为“民意党”，从事于政治底斗争，但那手段，却非一般底社会运动，而是单独和政府相斗争，尽全力于恐怖手段——暗杀。

青年的蒲力汗诺夫，也大概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开始他革命底活动的。但当分裂时，尚复固守农民社会主义的根本底见解，反对恐怖主义，反对获得政治底公民底自由，别组“均田党”，惟属望于农民的叛乱。然而他已怀独见，以为智识阶级独斗政府，革命殊难于成功，农民固多社会主义底倾向，而劳动者亦殊重要。他在那《革命运动上的俄罗斯工人》中说，工人者，是偶然来到都会，现于工厂的农民。要输社会主义入农村中，这农民工人便是最适宜的媒介者。因为农民相信他们工人的话，是在智识阶级之上的。

事实也并不很远于他的豫料。一八八一年恐怖主义者竭全力所实行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民众未尝蹶起，公民也不得自由，结果是有力的指导者或死或囚，“民意党”殆濒于消灭。连不属此党而倾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的蒲力汗诺夫等，也终被政府所压迫，不得不逃亡国外了。

他在这时候，遂和西欧的劳动运动相亲，遂开始研究马克斯的著作。

马克斯之名，俄国是早经知道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比别国早有译本；许多“民意党”的人们，还和他个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们所竭尽尊敬的马克斯的思想，在他们却仅是纯粹的“理论”，以为和俄国的现实不相合，和俄人并无关系的东西，因为在俄国没有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发生于工厂而出于农村的缘故。但蒲力汗诺夫是当回忆在彼得堡的劳动运动之际，就发生了关于农村的疑惑的，由原书而精通马克斯主义文献，又增加了这疑惑。他于是搜集当时所有的统计底材料，用真正的马克斯主义底方法，来研究它，终至确信了资本主义实在君临着俄国。一八八四年，他发表叫作《我们的对立》的书，就是指摘民众主义的错误，证明马克斯主义的正当的名作。他在这书里，即指示着作为大众的农民，现今已不能作社会主义的支柱。在俄国，那时都会工业正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随此而起者，是资本主义之敌，就是绝灭资本主义的无产者。所以在俄国也如在西欧一样，无产者是对于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阶级。从那境遇上说，对于坚执而有组织的革命，也比别的阶级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为将来的俄国革命的射击兵，也是最为适当的阶级。

自此以来，蒲力汗诺夫不但本身成了伟大的思想家，并且也作了俄国的马克斯主义者的先驱和觉醒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指导者了。

二

但蒲力汗诺夫对于无产阶级的殊勋，最多是在所发表的理论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见，却不免常有动摇的。

一八八九年，社会主义者开第一回国际会议于巴黎，蒲力汗诺夫在会上说，“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靠着劳动者的运动才能胜利，此外并无解决之道”的时候，是连欧洲有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们，也完全反对这话的，但不久，他的业绩显现出来了。文字方面，则有《历史上的一元底观察的发展》（或简称《史底一元论》），出版于一八九五年，从哲学底领域方面，和民众主义者战斗，以拥护唯物论，而马克斯主义的全世代，也就受教于此，借此理解战斗底唯物论的根基。后来的学者，自然也尝加以指摘的批评，但什维诺夫却说，“倒不如将这大可注目的书籍，向新时代的人们来说明，来讲解，实为更好的工作”云。次年，在事实方面，则因他的弟子们和民众主义者斗争的结果，终使纺纱厂的劳动者三万人的大同盟罢工，勃发于彼得堡，给俄国的历史划了新时期，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底价值，始为大家所认识，那时开在伦敦的社会主义者的第四回国际会议，也对此大加惊叹，欢迎了。

然而蒲力汗诺夫究竟是理论家。十九世纪末，列宁才开始活动，也比他年青，而两人之间，就自然而然地行了未尝商量的分业。他所擅长的是理论方面，对于敌人，便担当了哲学底论战。列宁却从最先的著作以来，即专心于社会政治底问题，党和劳动阶级的组织的。他们这时的以辅车相依的形态，所编辑发行的报章，是Iskra（《火花》），撰者们中，虽然颇有不纯的分子，但在当时，却尽了重大的职务，使劳动者和革命者的或一层因此而奋起，使民众主义派智识者发生了动摇。

尤其重要的是那文字底和实际底活动。当时（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革命家是都惯于藏身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不明白全国底展望的，他们不悟到靠着全国底展望，才能有所达成，也没有准确的计算，也不想到须用多大的势力，才能得怎样的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要试行中央集权底党，统一全无产阶级的全俄底政治组织的观念，是新异而且难行的。《火花》却不独在论说上申明这观念，还组织了“火花”的团体，有当时铮铮的革命家一百人至一百五十人的“火花”派，加在这团体中，以实行蒲力汗诺夫在报章上用文字底形式所展开的计划。

但到一九〇三年，俄国的马克斯主义者分裂为布尔塞维克（多数派）和门塞维克（少数派）了，列宁是前者的指导者，蒲力汗诺夫则是后者。从此两人即时离时合，如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时的希望俄皇战败，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的党的受难时代，他皆和列宁同心。尤其是后一时，布尔塞维克的势力的大部分，已经不得不逃亡国外，到处是堕落，到处有奸细，大家互相注目，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了。在文学上，则淫荡文学盛行，《赛宁》即在这时出现。这情绪且侵入一切革命底圈子中。党员四散，化为个个小团体，门塞维克的清算派，已经给布尔塞维克唱起挽歌来了。这时大声叱咤，说清算主义应该击破，以支持布尔塞维克的，却是身为门塞维克的权威的蒲力汗诺夫，且在各种报章上，国会中，加以勇敢的援助。于是门塞维克的别派，便嘲笑“他垂老而成了地下室的歌人”。

企图革命的复兴，从新组织的报章，是一九一〇年开始印行的Zvezda（《星》），蒲力汗诺夫和列宁，都从国外投稿，所以是两派合作的机关报，势不能十分明示政治上的方针。但当这报章和政治运动关系加紧之际，就渐渐失去提携的性质，蒲力汗诺夫的一派终于完全匿迹，报章尽成为布尔塞维克的战斗底机关了。一九一二年，两派又合办日报Pravda（《真理》），而当事件展开时，蒲力汗诺夫派又于极短时期中悉被排除，和在Zvezda那时走了同一的运道。

迨欧洲大战起，蒲力汗诺夫遂以德意志帝国主义为欧洲文明和劳动阶级的最危险的仇敌，和第二国际的指导者们一样，站在爱国的见地上，为了和最可憎恶的德国战斗，竟不惜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相提携，相妥协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本国，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底爱国者的团体，曰“协同”。然而在俄国的无产阶级之父蒲力汗诺夫的革命底感觉，这时已经没有了打动俄国劳动者的力量，布勒斯特的媾和后，他几乎全为劳农俄国所忘却，终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孤独地死于那时正被德军所占领的芬兰了。相传他临终的谵语中，曾有疑问云：“劳动者阶级可觉察着我的活动呢？”

三

他死后，Inprekol（第八年第五十四号）上有一篇《G·V·蒲力汗诺夫和无产阶级运动》，简括地评论了他一生的功过——

“……其实，蒲力汗诺夫是应该怀这样的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年少的劳动者阶级，对他所知道的，是作为爱国社会主义者，作为门塞维克党员，作为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作为主张革命底劳动者和在俄国的资产阶级的指导者密柳珂夫互相妥协的人。因为劳动者阶级的路和蒲力汗诺夫的路，是决然地离开的了。

然而，我们毫不迟疑，将蒲力汗诺夫算进俄国劳动者阶级的，不，国际劳动者阶级的最大的恩师们里面去。

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当决定底的阶级战的时候，蒲力汗诺夫不是在防线的那面的么？是的，确是如此。然而他在这些决定战的很以前的活动，他的理论上的诸劳作，在蒲力汗诺夫的遗产中，是成着贵重的东西的。

惟为了正确的阶级底世界观而战的斗争，在阶级战的诸形态中，是最为重要的之一。蒲力汗诺夫由那理论上的诸劳作，亘几世代，养成了许多劳动者革命家们。他又借此在俄国劳动者阶级的政治底自主上，尽了出色的职务。

“蒲力汗诺夫的伟大的功绩，首先，是对于民意党，即在前世纪的七十年代，相信着俄国的发达，是走着一种特别的，就是，非资本主义底的路的那些知识阶级的一伙的他的斗争。那七十年代以后的数十年中，在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堂堂的发展情形，是怎样地表示了民意党人中的见解之误，而蒲力汗诺夫的见解之对呵。

“一八八四年由蒲力汗诺夫所编成的‘以劳动解放为目的的’团体（劳动者解放团）的纲领，正是在俄国的劳动者党的最初的宣言，而且也是对于一八七八年至七九年劳动者之动摇的直接的解答。

他说着——

“惟有竭力迅速地形成一个劳动者党，在解决现今在俄国的经济底的，以及政治底的一切的矛盾上，是惟一的手段。”

“一八八九年，蒲力汗诺夫在开在巴黎的国际社会主义党大会上，说道——

“在俄国的革命底运动，只有靠着革命底劳动者运动，才能得到胜利。我们此外并无解决之道，且也不会有的。”

这，蒲力汗诺夫的有名的话，决不是偶然的。蒲力汗诺夫以那伟大的天才，拥护这在市民底民众主义的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主权，至数十年之久，而同时也发表了自由主义底有产者在和帝制的斗争中，竟懦怯地成为奸细，化为游移之至的东西的思想了。

蒲力汗诺夫和列宁一同，是《火花》的创办指导者。关于为了创立在俄国的政党底组织体而战的斗争，《火花》所尽的伟大的组织上的任务，是广大地为人们所知道的。

从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蒲力汗诺夫，生了几回大动摇，倒是总和革命底的马克斯主义违反，并且走向门塞维克去了。惹起他违反革命底的马克斯主义的诸问题，大抵是甚么呢？

首先，是对于农民层的革命底的可能力的过少评价。蒲力汗诺夫在对于民意党人的有害方面的斗争中，竟看不见农民层的种种革命底的努力了。

其次，是国家的问题。他没有理解市民底民众主义的本质。就是他没有理解无论如何，有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的必要。

最后，是他没有理解那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的问题。

要而言之，——蒲力汗诺夫是于列宁的强处，有着弱处的。他不能成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斯主义者。”所以他之为马克斯主义者，也就全体到了收场。蒲力汗诺夫于是一步一步，如罗若·卢森堡之所说，成为一个“可尊敬的化石”了。

在俄国的马克斯主义建设者蒲力汗诺夫，决不仅是马克斯和恩格勒的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的单单的媒介者。他涉及这些全领域，贡献了出色的独自的劳作。使俄国的劳动者和智识阶级，确实明白马克斯主义是人类思索的全史的最高的科学底完成，蒲力汗诺夫是与有力量的。惟蒲力汗诺夫的种种理论上的研究，在他的观念形态的遗产里，无疑地是最为贵重的东西。列宁曾经正当地劝青年们去研究蒲力汗诺夫的书。——“倘不研究这个（蒲力汗诺夫的关于哲学的叙述），就谁也决不会是意识底的，真实的共产主义者的。因为这是在国际底的一切马克斯主义文献中，是最为杰出之作的缘故。——列宁说。”

四

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

这里的三篇信札体的论文，便是他的这类著作的只鳞片甲。

第一篇《论艺术》首先提出“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补正了托尔斯泰的定义，将艺术的特质，断定为感情和思想的具体底形象底表现。于是进而申明艺术也是社会现象，所以观察之际，也必用唯物史观的立场，并于和这违异的唯心史观（St.Simon，Comte， Hegel）加以批评，而绍介又和这些相对的关于生物的美底趣味的达尔文的唯物论底见解。他在这里假设了反对者的主张由生物学来探美感的起源的提议，就引用达尔文本身的话，说明“美的概念，……在种种的人类种族中，很有种种，连在同一人种的各国民里，也会不同”。这意思，就是说“在文明人，这样的感觉，是和各种复杂的观念以及思想的连锁结合着。”也就是说，“文明人的美的感觉，……分明是就为各种社会底原因所限定”了。

于是就须“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须从达尔文的领域的那将人类作为“物种”的研究，到这物种的历史底运命的研究去。倘只就艺术而言，则是人类的美底感情的存在的可能性（种的概念），是被那为它移向现实的条件（历史底概念）所提高的。这条件，自然便是该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但蒲力汗诺夫在这里，却将这作为重要的艺术生产的问题，解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间的矛盾，以怎样的形式，作用于艺术上；而站在该生产关系上的社会的艺术，又怎样地取了各别的形态，和别社会的艺术显出不同。就用了达尔文的“对立的根原的作用”这句话，博引例子，以说明社会底条件之关与于美底感情的形式；并及社会的生产技术和韵律，谐调，均整法则之相关；且又批评了近代法兰西艺术论的发展。（Staël，Guizot，Taine）

生产技术和生活方法，最密接地反映于艺术现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时候。蒲力汗诺夫就想由解明这样的原始民族的艺术，来担当马克斯主义艺术论中的难题。第二篇《原始民族的艺术》先据人类学者，旅行家等实见之谈，从薄墟曼，韦陀，印地安以及别的民族引了他们的生活，狩猎，农耕，分配财货这些事为例子，以证原始狩猎民族实为共产主义底结合，且以见毕海尔所说之不足凭。第三篇《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则批判主张游戏本能，先于劳动的人们之误，且用丰富的实证和严正的论理，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底命题。详言之，即蒲力汗诺夫之所究明，是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这结论，便是蒲力汗诺夫将唯心史观者所深恶痛绝的社会、种族、阶级的功利主义底见解，引入艺术里去了。

看第三篇的收梢，则蒲力汗诺夫豫备继此讨论的，是人种学上的旧式的分类，是否合于实际。但竟没有作，这里也只好就此算作完结了。

五

这书所据的本子，是日本外村史郎的译本。在先已有林柏先生的翻译，本也可以不必再译了，但因为丛书的目录早经决定，只得仍来做这一番很近徒劳的工夫。当翻译之际，也常常参考林译的书，采用了些比日译更好的名词，有时句法也大约受些影响，而且前车可鉴，使我屡免于误译，这是应当十分感谢的。

序言的四节中，除第三节全出于翻译外，其余是杂采什维诺夫的《露西亚社会民主劳动党史》，山内封介的《露西亚革命运动史》和《普罗列泰利亚艺术教程》余录中的《蒲力汗诺夫和艺术》而就的。临时急就，错误必所不免，只能算一个粗略的导言。至于最紧要的关于艺术全般，在此却未曾涉及者，因为在先已有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附印在《苏俄的文艺论战》（未名丛刊之一）之后，不久又将有列什涅夫《文艺批评论》和I·雅各武莱夫的《蒲力汗诺夫论》（皆是本丛书（注）之一）出版，或则简明，或则浩博，决非译者所能企及其万一，所以不如不说，希望读者自去研究他们的文章。

最末这一篇，是译自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曾在《春潮月刊》上登载过的。其中有蒲力汗诺夫自叙对于文艺的见解，可作本书第一篇的互证，便也附在卷尾了。

但自省译文，这回也还是“硬译”，能力只此，仍须读者伸指来寻线索，如读地图：这实在是非常抱歉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之夜，鲁迅校毕记于上海闸北寓庐。

论艺术

敬爱的先生！

我想和你谈一谈艺术。但在一切多少有些精确的研究上，无论那对象是什么，依据着严密地下了定义的术语的事，是必要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说，我们究竟是将怎样的概念，连结于艺术这个名词的。别一面，对象的多少有些满足的定义，无疑地是只在那研究的结果上，才能够显现。到底，就成为我们非将我们还未能下定义的东西，给以定义不可了。怎样办才可以脱掉这矛盾呢？我以为这样一办，就可以脱掉。就是，我姑且在一种暂时底的定义上站住，其次跟着问题的由研究而得分明，再将这加以补足，订正。

那么，我姑且站住在怎样的定义上，才好呢？

莱夫·托尔斯泰在所著的《艺术是什么？》里面，引用着许多他以为互相矛盾的艺术的定义，而且将这些一切，看作不满足的东西。其实，由他所引用着的各定义，是未必如此互相悬殊，也并不惟独他却觉得那样，如此错误的。但是，这些一切，且作为非常不行罢，我们并且来看一看，可能采用他自己的艺术的定义罢。

“艺术者，——他说，——是人们之间的交通的一个手段。……这交通，和凭言语的交通不同的特殊性，是在凭言语，是人将自己的思想（我的旁点）传给别人，而用艺术，则人们互相传递自己的感情（也是我的旁点）。”

从我这面，我姑且单提明一件事罢。

据托尔斯泰伯的意见，则艺术是表现人们的感情，言语是表现他们的思想的。这并不对。言语之于人们，不但为了单是表现他们的思想有用，一样地为了表现他们的感情，也是有用的。作为这的证据，就有着用言语为那机关的诗歌。

托尔斯泰伯自己这样说——

“在自己的内部，唤起曾经经验的感情；而且将这在自己的内部里唤起了之后，借着被表现于运动、线、色彩、言语的形象，将这感情传递，给别的人们也能经验和这相同的感情，——而艺术活动即于是成立。” [托尔斯泰伯的著作集。最近的作品。墨斯科，一八九八年，七八页。]

在这里，就已经明明白白，不能将言语看作特异的，和艺术是别种的人们之间的交通手段了。

说艺术只表现人们的感情，也一样地不对的。不，这也表现他们的感情，也表现他们的思想，然而并非抽象底地，却借了灵活的形象而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质就在此。据托尔斯泰的意见，则“艺术者，始于人以传自己所经验过的感情于别的人们的目的，再将这在自己的内部唤起，而用一定的外底记号，加以表现的时候”。 [上揭书，七七页。] 但我想，艺术，是始于人将在围绕着他的现实的影响之下，他所经验了的感情和思想，再在自己的内部唤起，而对于这些，给以一定的形象底表现的时候的。很多的时地，人以将他所重复想起或重复感到的东西，传给别的人们的目的，而从事于此，是自明的事。艺术，是社会现象。托尔斯泰伯所下的艺术的定义之中，我所想要变更的，此刻已尽于上述的订正了。但是，我希望你注意于《战争与平和》的著者的，还有如次的思想——

“在一切时代以及一切人类社会，常有这社会的人们所共通的，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的这一种宗教意识存在，而惟这宗教意识，乃是决定由艺术所传达的感情的价值的。” [上揭书，八五页。]

我们的研究，从中，应该将这思想对到怎样程度，示给我们，无论如何，这是值得最大的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引导我们，极近地向着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的艺术的职务的问题的缘故。

现在，我们既然有了一种先行底的艺术定义了，我就应该申明我所据以观察艺术的那观点。

当此之际，我不用含胡的言语，我要说，对于艺术，也如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在观察的。

唯物史观云者，是什么呢？

在数学里，有从反对来证明的方法，是周知的事。我在这里，是将用也可以称为从反对的说明方法这方法的罢。就是，我将先令人想起唯心史观是什么，而其次，则示人以与之相反的，同一对象的唯物论底解释，和它是怎样地不同。

唯心史观者，在那最纯粹的形式上，即在确信思想和知识的发达，为人类的历史底运动的最后而且最远的原因。这见解，在十八世纪，完全是支配底的，还由此移到十九世纪。圣西门和奥古斯德·恭德，还固执着这见解，虽然他们的见解，在有些处所，是和前世纪哲学者的见解成着正反对的。例如，圣西门曾提出希腊人的社会组织，是怎样地发生的——这问题来。 [希腊在圣西门的眼中，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据他的意见，是“C‘est chez les Grecs que I’esprit humain a commence à s’occuper sérieusement de I’organisation sociale。”] 他于这问题，还这样地回答，“宗教体系（Le système religieux）之在他们，是政治体系的基础。……这后者，是以前者为模型而被创造了的。”而且作为这证明，他指点出希腊人的阿灵普斯，是“共和底集会”，以及希腊一切民族的宪法，有着纵使他们怎样地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共和底的这一种共通的性质。 [看他的Mémeoire sur la science de L’homme.]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横在希腊人的政治体系的基础上的宗教体系，据圣西门的意见，则那自体，就从他们的科学底概念的总和，从他们的科学底世界体系流衍出来的。希腊人的科学底概念，是这样地为他们社会生活的最深奥的基础，而这些概念的发达——又是这生活的历史底发达的主要的发条，将一形态之由别形态的历史底转换，加以限制的最主要的原因。

同样地，奥古斯德·恭德是以为“社会底机构的全体，终究安定于意见之上”的。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Paris 1869， T.I，P.P.40—41.] 这——不过是百科全书家们的见解的单单的重复，据此，则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世界被支配于意见。）

还有在黑格尔的极端底观念论之中遇见其极端的表现的，别一种的观念论在。人类的历史底发展，怎样地由他的观点来说明呢？举例以说明罢。黑格尔自问：为什么希腊灭亡了？他指出这现象的许多原因来，然而从中作为最主要的，映在他的眼里者，是希腊不过表现了绝对理念的发展的一阶段，所以既经通过这阶段，便定非灭亡不可了的这事情。

“拉舍特蒙因为财产的不平等而灭亡了”的事，固然是知道的，但总之，据黑格尔的意见，则社会关系和人类的历史底发展的全历程，终究为论理学的法则，为思想的发展历程所规定，是明明白白的。

唯物史观于这见解，是几何学底地反对的。倘使圣西门从观念论底的观点，观察着历史，而以为希腊人的社会关系，可由他们的宗教观来说明，则为唯物论底见解的同流的我，将这样说罢：希腊人的共和底阿灵普斯，是他们的社会底构造的反映。而且倘使圣西门对于希腊人的宗教底见解，从那里显现的问题，答以那是从他们的科学底世界观所流出，则我想，希腊人的科学底世界观这东西，就在那历史底发展上，为希腊诸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所限定的。 [数年之前，在巴黎，A·蔼思披那斯的著作，Histoire de la Technologie，想将古代希腊人的世界观的发展，由他们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的尝试，出版了。这是很重要，而且有兴味的尝试，对于这，纵使他的研究在许多之点有错误，我们也应该很感谢蔼思披那斯的。]

这样的，是对于历史一般的我的见解。这是对的么？在这里，并无证明其对的处所。但我希望你假定这是对的，而且和我一同，将这假定作为关于艺术的我们的研究的出发点。关于艺术的部分底的问题的这研究，也将成为对于历史的一般底的见解的检讨，是自明的事。在事实上，倘使这一般底的见解是错的，则我们既然以这为出发点了，关于艺术的进化，将几乎什么也不能说明的罢。但是，倘若我们竟相信借这见解之助，来说明这进化，较之借着别的任何见解之助，更为合宜，那就是我们为这见解的利益，得到一个新的而且有力的证据了。

但是，当此之际，我早就豫料着一种反驳。达尔文在那著作《人类的起源和雌雄淘汰》中，如大家所知道，揭载着许多证示美的感情（Sense of beauty）在动物的生活上，演着颇为重要的职掌的事实。会将这些指给我，而且由此引出美的感情的起源，非由生物学来说明不可的结论的罢。会向我说，将在人类的这感情的进化，只归于他们的社会的经济，是难以容许（“是偏狭”）的罢。但因为对于物种的发展的达尔文的见解，是唯物论底见解无疑，所以也将这样地向我来说罢，生物学底唯物论，是将好的材料，供给一面底的史底（“经济学的”）唯物论的批判的。

我明白这反驳的一切重要性，所以就在这里站住。在我，这样办，是更加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面回答着这个，我可以借此也回答那从动物的心理底生活的领域中所取材的类似的反驳的全系列的缘故。首先第一，且努力来将我们根据着达尔文所举的诸事实，非下不可的那结论，弄得极其精确罢。但为此，且来观察他自己在这些上面，立了怎样的判断罢。

在关于人类的起源的他的著作（俄译本）的第一部第二章里——

“美的感情——这感情，也已被宣言，是也惟限于人类的特殊性。然而，倘若我们两面一想，或种鸟类的雄，意识底地展开自己的羽毛，而且在雌的面前夸耀华美的色彩，和这相反，并无美的羽毛的别的鸟们，便不这样地献媚，那就自然不会怀疑于雌之颠倒于雄的美丽的事了罢。但是，又因为一切国度的妇女们，都用这样的羽毛来装饰，那不消说，恐怕谁也不否定这装饰的优美的。以很大的趣味，用了美丽地有着采色的物象，来装饰自己的游步场的集会鸟，以及同样地来装饰自己的巢的或种的蜂雀，即分明地在证明它们有美的概念。关于鸟类的啼声，也可以这样说。当交尾期的雄的优美的啼声，中雌的意，是无疑的。倘若鸟类的雌，不能估计雄的华美的色彩、美、和悦耳的声音，则要借这些特质来蛊惑她们的雄鸟的一切努力和布置，怕是消失着了的罢。然而不能假定这样的事，是明明白白的。

“加以一定的配合了的一定的色，一定的声，为什么使获快乐呢，这恰如为什么任意的对象，于嗅觉或味觉是快适的事一样，几乎不能说明。但是，同一种类的色和声，为我们和下等动物所惬意的一件事，却能够以确信来说的。” [达尔文，《人类的起源》。第一卷，四五页。（绥契育诺夫教授所编纂的俄译本。）]

这样，而达尔文所引用的事实，是证明着下等动物也和人类相等，可以经验美底快乐，以及我们的美底趣味，有时也和下等动物的趣味相同。 [据迦莱斯的意见，则达尔文在动物的雌雄淘汰的问题上，非常地夸张着美底感情的意义的。迦莱斯正当到什么程度的决定，一任之生物学家，我则从达尔文的思想是绝对地对的这一个假定出发，而你，敬爱的先生，大约赞成这于我是最为不利的假定的罢。] 然而，这些事实，是并非说明上述的趣味的起源的。

但是，如果生物学对于我们，没有说明我们的美底趣味的起源，那就更不能说明那些的历史底发达。然而，再使达尔文自己来说罢——

“美的概念——他接续说，——至少，虽只是关于女性的美，也因人而异其概念的性质。实在，就如我们将在下文看见那样，这在种种的人类种族中，很有种种，连在同一人种的各国民里，也会不同。从野蛮人的大多数所喜欢的可厌的装饰和一样地可厌的音乐判断起来，大约可以说，他们的美的概念，是较之在或种下等动物，例如鸟类，为更不发达的。” [达尔文，《人类的起源》。第一章，四五页。]

倘若美的概念，在属于同一人种的各国民，是不同的，则不能在生物学之中，探求这样的种种相的原因，是分明的事。达尔文自己就在告诉我们，要我们的探求，应该向着别的方面去。在他的著作的英国版第二版的，我刚才引用了的一节里，遇见I. M.绥契育诺夫所编篡，出于英国版第一版的俄译本所缺少的，如次的话，“Withcultivated men such（即美的）sensations are however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complex ideas and trains of thought.” [The Descent of Man， Londen 1883，P.92. 这些句子，在新版的达尔文的俄译本里恐怕已经加入了罢，但我这里，现在手头没有这本子。]

这是这样的意思，“但在文明人，这样的感觉，是和各种复杂的观念以及思想的连锁结合着的。”这——是极重要的指示。这使我们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为什么呢，因为文明人的美的感觉和许多复杂的观念相联合着的那事情，据达尔文的意见，分明是就为各种社会底原因所限定的。但是，以为这样的联合，仅仅能见于文明人的时候，达尔文是对的么？不，不对，而且证明这事，是极其容易的。来举例罢。如大家所知道，动物的毛皮、爪和牙齿，在原始民族的装饰上，充着非常重要的脚色。凭什么来说明这脚色呢？凭这些的对象的色和线的配合么？不，这之际，问题是在野蛮人譬如用了虎的毛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而一面也在暗示着自己的敏捷或力量的事上，就是，打倒敏捷的东西者，是敏捷的，打倒强的东西者，是强的。此外，一种迷信夹杂其间，也是能有的事。斯库勒克拉孚德报告说，北美洲西部的印地安种族，极爱这地方的猛兽中也算最凶暴的白熊的爪所做的装饰。黑人的战士，以为白熊的凶暴和刚强，是会传给用了那爪装饰着的人的。所以这些爪，对于他，据斯库勒克拉孚德的意见，一部分是用以作装饰，而一部分则用以为灵符的。 [Schoolcraft，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respecting the history，cond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Indian Trib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Ⅲ，P.216.]

这之际，不消说设想为野兽的毛皮，爪和牙齿，开初单因为这些物象上所特有的色和线的配合，遂中了美洲印地安的意，是不可能的。 [同一种类的对象，也有单因为那颜色而被爱好的时候的，但关于这事，后来再说。] 不，那反对的假定，就是，试想为这些对象，最初只带它为勇气、敏捷、以及力量的标记，而惟到了后来，并且正因为它们曾是勇气、敏捷、以及力量的标记的结果，这才唤起美底感觉，而归入装饰的范畴里，倒妥当得多。也就是成了美底感觉，“在野蛮人那里”不但仅能够和复杂的观念相联合，有时还正发生于这样的观念的影响之下的事了。

别的例，如大家所知道，非洲的许多种族的妇女们，手足上带着铁圈。富裕的人们的妻，有时竟将这样的装饰的几乎一普特，带在身上。 [看Schweinfurth， Au coeur de I’Afrique， Paris 1875， T.I，P.148. 并看Du Chaillu， voyage et aven-tures dans I’Afrique équatoriale， Paris 1863，P.II.]

这不消说，是非常地不自由的。然而不自由之于她们，并不妨碍其怀着满足，将这些锡瓦因孚德之所谓奴隶索子带在身上。为什么将这样的索子带在身上，尼格罗女人是高兴的呢？就因为靠了这些，她在自己，在别人，都见得美的缘故。但为什么她见得美呢？这，是作为观念的颇复杂的联合的结果而起的。对于这样的装饰的热情，据锡瓦因孚德之说，则现今正在经验着铁器时代，换了话说，就是，铁于那些人们是贵金属，正在那样的种族里发达着。贵重的就见得美，为什么呢，因为和这联合着富的观念的缘故。例如，将二十磅的铁圈带在身上的亭卡族的女人，在自己和别人，较之仅带二磅的时候，即贫穷的时候，都见得更其美。当此之际，分明是问题并不在圈子的美，而在和这联合着的富的观念了。

第三个例。山培什河上流地域的巴德卡族那里，以为未将上门牙拔去的人，是不美的。这奇特的美的概念，何自而来的呢？这也是由观念的颇复杂的联合而被形成的。拔去了自己的上门牙，巴德卡族竭力要模仿反刍的动物。以我们的见解，这——是有点不可解的冲动。但是，巴德卡种族者——是牧畜种族。他们几乎崇拜着自己们的母牛和公牛。 [Schweinfurth， T，I.P.148.] 在这里，也是贵重者是美的，而且美的概念，发生于全然别的秩序的观念的土壤上。

临末，取一个达尔文自己从理文斯敦的话里引来的例子罢。马各罗罗族的女人在自己的上唇上穿孔，而向那孔里，嵌以称为呸来来的金属材或竹材的大的圈。向这种族的一个引路人，问为什么女人们带着这样的圈的时候，他“恰如给过于无聊的质问，吃了一惊的人那样”，答道，“为美呀！这——是女人们的唯一的装饰。男人有须，在女人没有这。没有呸来来的女人什么，是怎样的东西呢？”带呸来来的习惯，何自而来的事，在今虽难于以确信来说明，但那起源，不应该探求于连一些（直接底的）关系也没有的生物学的法则之中，而应在观念的或种极复杂的联合里，是明明白白的。 [在后段，我想将原始社会里的生产力的发展，放在思虑里，一面试行说明。] 从这些例子看来，我以为就有权利，来确言：由对象的一定的色的配合以及形态所唤起的感觉，虽在原始民族那里，也还和最复杂的观念相联合着；还有，至少，这样的形态以及配合的许多，惟由这样的联合，在他们才见得美。

那是被什么所唤起的呢？又，和由对象之形而唤起于我们内部的感觉相联合的那些复杂的观念，是何自而来的呢？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分明并非生物学者，而只有社会学者。而且，即使唯物史观对于问题的解决，较之别的任何史观更为有力，即使我们确信上述的联合和上举的复杂的观念，毕竟为所与的社会的生产力的状态及其经济所限定，所创造，但还必须认识，达尔文主义对于我在上面力加特色了的唯物史观，是毫无矛盾的东西。

我在这里，关于达尔文主义对于这历史观的关系，不能多说了。但是，关于这事，还要略讲一点点。

请注意下面的几行罢——

“我想，在最初，是有将〔我〕和恰如各各的群居底动物，如果那知底能力而发达到在人类似的活动和高度，便将获得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底概念那样的思想，是〔相距〕很远的事，宣言出来的必要的。

“正如在一切动物，美的感情是天禀的一样，虽然它们也被非常之多的种类的事物引得喜欢，它们〔也〕会有关于善和恶的概念，虽然这概念也将它们引到和我们完全反对的行动去。

“倘使我们，譬如，——我虽然故意取了极端的际会，——被养育于和巢蜂全然一样的条件之下，则我们的未婚女子，将象工蜂一样，以杀掉自己的兄弟为神圣的义务，母亲在拚命杀死自己的多产的女儿们，而且谁也不想反对这些事，是丝毫也没有疑义的。但蜂（或别的一切群居底动物）在那时候，被看作能有善恶的概念或良心。” [《人类的起源》，第一卷，五二页。]

从这些言语，结果出什么来呢？那就是——在人们的道德底概念上，毫无什么绝对底的东西，这就和人们住在其中的条件的变化，一同变化。这些条件，由什么所创造的呢？那变化，由什么所惹起的呢？关于这，达尔文什么也没有说，如果我们来说出，并且来证明它们是由生产力的状态所创造，作为那些力的发展的结果而变化的，则我们不但并不和达尔文相矛盾，且将成为补足他所述说的东西，说明他所终于未曾说明的东西了罢，而也就是将那个，将在生物学上给他尽了那么大的贡献了的那原则，来适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上而致的。

一般底地说起来，将要达尔文主义和我所正在拥护的历史观来对峙，是非常地奇怪的事。达尔文的领域，全然在别处。他是考察了作为动物种的人类的起源的。唯物史观的支持者，是想要说明这物种的历史底运命。他们的研究的领域，恰恰从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的终结之处，从那地方开头。他们的研究，不能替代达尔文主义者所给与我们的东西，和这完全一样，达尔文主义者的最有光辉的发见，也不能替代他们的研究，不过能够为他们豫备了地盘。这正如物理学者毫不因自己的研究，推开了化学底研究这东西的必要，而给化学者豫备地盘一样。 [这之际，我应该声明于此。据我的意见，即使生物学者，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算是给社会学底研究豫备着地盘，那也只可以解释为下面那样的意思。就是，生物学的进步——只要这是以有机体发达的历程为问题，——对于社会学上的科学底方法的完成，只要这是以社会组织及其所产，人类的思想和感情的发达作为问题的，便不能协力。但是，我决非赞成赫开尔似的达尔文主义者的社会观的人，在我们学界里，他们生物学者，达尔文主义者在关于人类社会的自己的议论之中，也已经毫不蹈袭达尔文的方法，且将不过是将在伟大的生物学者仅是研究对象的动物底（尤其是肉食动物的）本能，加以理想化的事，指摘出来了。达尔文之于社会问题，决不是“sattelfest”（熟手）。但作为从他的学说而出的结论，显现在他那里的那社会观，却和许多达尔文主义者正在从此造成的结论，毫不相象。达尔文以为社会底本能的发达，“于种的发展非常地有益”。正在宣传着一切人们对一切人们的社会底斗争的达尔文主义者们，是不会分得这见解的。诚然，达尔文说过，“竞争应该为一切的人们开放，法律和习惯，都不应该来妨碍有最大的成功和最多的子孙的有最大的能力者。”（there should be open competition for all men；and the most able should not be prevented by laws and customs from scceeding best and reach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offspring.） ——然而，一切人们对一切人们的市民战的赞同者们，却徒然引用着他的这些话。使他们记起圣西门主义者们来罢。这些人们，也和达尔文一样，谈到竞争，然而他们以竞争之名，要求了恐怕赫开尔和他的同意见者们也不会赞成的那样社会改革了。“Competition”又“Competition”借了思哈那莱尔的话来说，则这和fagot et fagot 恰恰相同。] 一切问题，在于这处所，达尔文的学说，在正该如此的时候，作为生物学的发达上的大而必然底的进步，出现了。因着那时这科学，将凡是能够提出的要求之中的最重要的的东西，给那研究者们完全地满足。关于唯物史观，也能够说什么同样的事么？能够断言，它在正该如此的时候，作为社会科学的发达上的大而必然底的进步，而出现了么？而且它在现在，使那一切的要求都得满足，是可能的么？对于这，我以十分的确信来回答，是的，——能够的！是的……，可能的！而且我要在这些信札里，也指示一部分这样的确信是并非没有根据的事。

但是，回到美学去罢。看上面所引用了的达尔文的话，他观察美底趣味的发达，分明是从和道德底感情的发达相同的观点的。在人们，如在许多动物也这样的一样，美的感情是天禀的。就是，他们有在一定的物或现象的影响之下，经验特殊的，所谓（“美底”）满足的能力。然而，究竟是怎样的物和现象，给他们以这样的满足的呢？那是关系于在那影响之下，他们被养育，生活以及行动的条件之如何的。人类的本性，使美底趣味和概念之存在，于人成为可能。环绕着他的诸条件，则规定从这可能向现实的推移。所与的社会底人类（即所与的社会，所与的民族，所与的阶级），有着正是一种特定的这，而非这以外的东西的美底趣味和概念的事，就由此得到说明。

象这样的，是从达尔文说及这事之处，自行流衍出来的最后的结论。而于这结论，唯物史观的支持者的谁也将不加反对，那是不消说得的。岂但如此呢，他们的各人，还将在这里发见这历史观的新的确证。他们之中，岂不是谁也未曾想要否定人类底本性的这或别的周知的特质，或关于这，来试加胡乱的解释么？他们单是说，倘若这本性是不变的，这就没有说明为变化不歇的现象之总和的那历史的历程，但倘若那本身即和历史底发展的行程一同变化，那么，就分明该有它的变化的什么外底原因在，云。无论如何，历史家和社会学者的任务，因此也就远出于就人类底本性的诸特质而言的论议的范围之外了。

取了向模仿的冲动那样的特质来看罢。关于模仿的法则，写了极有兴味的研究的塔尔特，恰如在那里面，发见了社会之心一般的东西。据他的定义，则一切社会底集团，有一部分，是在所与的时候，互相模仿着，有一部分，则是在那以前已经依照同一的模型而模仿了的存在的总和。模仿在一切我们的观念，趣味，流行及习惯的历史上，充了极大的脚色，是毫无疑义的。那重大的意义，已曾为前世纪的唯物论者所指出。人类是全由模仿而成的，——遏尔韦修斯说。然而，塔尔特将模仿的法则的研究，放在虚伪的基础上面了的事，却也一样地并无疑义。

斯条亚德王家的复位，在英国暂时恢复了旧贵族阶级的统治的时候，这贵族阶级不但毫不表示什么冲动，要模仿革命底小有产者的极端的代表者的那清教徒而已，却显现了趋向于和清教徒底生活信条正反对的习惯和趣味的最强的倾向。道德的清教徒底切实，将地位让给最不可信的颓废了。将那时清教徒之所禁止的，来爱好，来实行的事——成了美俗。清教徒是极为宗教底的，复位时代的社交界的人们，则以自己的无信仰自负。清教徒压迫了剧场和文学，他们的没落，则成了趋向剧场和文学之所致的新而且强的诱惑去的信号。清教徒是短头发，非难服饰的华美的，复位之后，则长的假发和华丽的美服都登场了。清教徒是禁玩纸牌的，复位之后，则打纸牌成为情热了，等等，等等。 [看Alerandre Beljame Le Public et les Hommes de lettres en Angleterre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Paris 1881，p.p.1—10，并且看Tain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T.Ⅱ.p.443及以下。] 用一句话来说，则在这里并不是模仿，这分明也是伸根于人类底本性的诸特质之中的矛盾，动弹了起来。但是，为什么伸根于人类底本性的诸特质之中的矛盾，以这般的力量，出现于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相互关系里面的呢？就因为那正是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更精细地说——全“第三阶级”之间的斗争，最为强烈的紧张的时代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人类，虽说有着向模仿的强有力的冲动无疑，然而这冲动的显现，却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例如，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曾经存在过的关系，便是这，在那时，资产阶级很喜欢模仿贵族阶级，虽然不能说是非常地成功底的。记起摩理埃尔的《市人底贵族》来罢。但在别的社会关系上，则向模仿的冲动，将地位让给反对的冲动而消灭了，我姑且称这为向矛盾的冲动罢。

但是，不，我用着很含胡的表现了。向模仿的冲动，在十七世纪的英吉利人之间，是也未尝消灭的，这确以向来的力量，在同一阶级内的人们的相互关系之中出现。培勒及谟就那时的上流社会的英吉利人，这样说，“这些人们，连无信仰也并不是，他们是a priori（先天底）地，为了不令人看作圆头的人们，又为了不使自己有思索的劳苦，而否定了的。” [上揭书，七至八页。] 关于这些人们，我们可以没有犯错误之惧地，说，他们，是因为模仿，所以否定了的。但是，模仿着较为认真的否定论者，他们正因为这样做，所以和清教徒矛盾了的。模仿者，所以便是矛盾的源泉。然而，我们倘以为属于英国贵族阶级的较弱的人们，模仿了在无信仰之点是较强的人们，便知道那是因为无信仰是美俗的缘故，而其所以如此者，仅仅是由于矛盾，仅仅是作为对于清教徒主义的反动，——反动，那不外是作为上述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而出现的东西。就是，在心理现象的一切这复杂的辩证法的基底上，横着社会底秩序的诸事实。从这事看来，由达尔文的几个命题我在上面所下的结论，到什么程度和在怎样意义上是对的呢，就明明白白了，就是，人类底本性，使一定的概念（以及趣味，以及倾向）之存在，于人成为可能，但从这可能向现实的推移，则系于环绕着他的诸条件之如何，这些诸条件，便使正是一种特定的这，而非这以外的东西的概念（以及倾向，以及趣味），在他里面显现。假使我并不错，则这和在我以前，一个俄国的唯物史观的支持者所已曾说过者，是全然同一的。

“胃被供给到一定量的食物的时候，它便照着胃的消化的一般底的法则，开始活动。然而，借了这些法则之助，能够解决为什么诸君的胃里，每天送到可口而富于滋养的食物，在我，那却是少有的客人这个问题么？这些法则，会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们吃得太多，别的人们却在饿死么？说明，大约应该在什么别的领域里，求之于别种法则的作用的。关于人类的智能，也一样。这被放在一定的状态里，周围的环境给以一定的印象的时候，这便依着一定的一般底法则，将它们结合起来。当此之际，在这里，结果也是依着所收受的印象的多样，而至于极端地多样化。然而，将它们放在这般的状态里的，是什么呢？新的印象的丰富和性质，是被什么所限定的呢？惟这个，乃是靠了思想的怎样的法则，也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其次，试来设想一个有弹力的球，正从高塔落下之际罢。那运动，是依着周知而且极其单纯的力学底法则而行的。但是，球现在冲突着了斜面，它的运动，便照着别的同样地极其单纯而又周知的力学底法则而变形。那结果，在我们这里，可以得到运动的曲线。关于这，可以说，也应该说，那发生，是出于上述的二法则的结合了的作用的。然而，我们的球所冲突的斜面，是从那里出现的呢？第一法则，第二法则，两者的结合了的作用，都没有说明那个。在人类的思想，也完全一样的。使那运动依着这样这样以及这样的法则的结合了的作用的那事情，是从那里出现的呢？那各个的法则，法则的综合底作用，都没有将它说明。”

我确信，观念形态的历史，只有将这简单明了的真理，完全地作为我有者，才能够懂得。

往前去罢。我一面讲着模仿，一面将和这正反对的冲动，我所名为向矛盾的冲动的事述说了。

还应该很注意地将这加以研究。

我们知道，达尔文之所谓“对立（antithesis）的根原”，在人类和动物的感觉的表现时，是演着多么大的脚色的。“或一种的心理状态……当那最初的发现，虽在今日，也还唤起属于有益的动动之一的，一定的习惯底的运动来……。在全然相反的精神状态之际，有强有力的无意识底的冲动存在，那是想要实行全是自发底的性质的运动的，即使那后者并未曾带来怎样的利益。” [《论人类和动物的感觉（情绪）表现》，俄译本，圣彼得堡，一八七二年，四三页。] 达尔文还举着许多最切实地显示着依“对立的根原”，许多东西委实能在感觉表现上得到说明的类例。我问，——这作用，在习惯的起源和发达之中，不能也被发见的么？

狗在主人面前仰翻的时候，形成着对于一切近似抵抗的东西，看来无不反对的全局的它的姿态，是作为最完全的从顺的表现之用的。当此之际，即刻惹眼的，是对立的根原的作用。但我想，在旅行家巴敦所报告的如次之际，也一样地惹眼。瓦仰安提族的黑人们，经过敌对他们的种族所住的部落旁边时，为要不因自己的模样，激动他们，便不携带武器。但在自己的家里，他们却全都常常，至少，是带着棍子，武装起来的。 [Voyage aux grands lacs de I’Afrique orientale， Paris 1862，p.610.] 倘如达尔文的观察，狗仰翻着，一面就象因此在向人们或别的狗说，“看哪！我是你的奴隶！”则在正是决非武装不可那时候，却解去武装的瓦仰安提的黑人，便是借此在向自己的敌人这样说，“我远离了关于自卫的一切思想，我完全相信你的宽仁。”

无论在那一际会——都有一样的意味和一样的这的表现，就是，假使敌意替换了从顺，即不免有出于和那时该有的〔动作〕正相反对的动作的表现。

在用于悲哀的表现的习惯上，也一样地以值得惊叹的明白，看出对立的根原的作用来。大辟特和理文斯敦说过，尼格罗女子除了她服丧之际以外，决没有不加装饰而外出的事。 [Exploration du Zambèze et de ses affluents， Paris 1866，P.109.]

在粘粘族的黑人那里，近亲的谁一死，他立刻将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们都用过许多注意和关心于那装饰上的自己的头发剪去，作为哀愁的表征。 [Schweinfurth， Au ceuer de I’Afrique，T.Ⅱ.p.33.] 据条·沙留的话，则在非洲，在那所属的种族内占着重要位置的人的死后，许多的黑人种族即都穿不洁的衣服。 [Voyage et aventues á I’Afrique équatoriale，p.263.] 婆罗洲的一种土人，为了表现自己的悲哀，则将他们现在通行的棉织的衣服脱掉，而穿起他们先前所用的树皮的衣服来。 [Ratzel， Völkerkunde，B.I.Einleitung，S.65.] 一种的蒙古种族，则以同一的目的，将自己的衣服翻转。 [Ratzel，L.c.，B.Ⅱ，S.347.] 当一切这些之际，作为感情的表现，而对于在生活的常态底的进行时认为自然的，必要的，有益的，而且快适的事物，〔恰相〕反对的动作便中用了。

就是，在生活的常态底的进行上，用洁净的来换不洁的衣服，是被认为有益的。然而，当悲哀之际，则洁净的衣服因为对立的根原，将地位让给了不洁的衣服。在婆罗洲的上述的居民，用棉织的衣服来替换自己的树皮的衣服，是快适的。但对立的根原的作用，却使他们当他们想要表现自己的悲哀之际，穿起树皮的衣服来。在蒙古人，如在一切别的人们亦复如此一样，不翻转自己的衣服，而将表面穿在外向，是自然的事。但正因为在生活的常态底的进行上，这算是自然，所以生活的常态底的进行一被什么可悲的事件所扰乱的时候，他们便将这翻转了。然而在这里，还有更其分明的例。锡瓦因孚德说，很多的非洲的黑人们，为了悲哀的表现，将绳子缠在头上。 [Au coeur de I’ Afrique， T.I， P.151.]] 在这里，悲哀是用了和自己保存的本能所暗中嘱咐的事，恰恰相反的感情来表现的。而且还能够非常之多地举出这样的事来。

所以我相信，习惯的最显著的部分，那起源是出于对立的根原的作用的。

倘若我的确信是有根据的，——但我却以为那是极有根据的，——那么，便可以假定，我们的美底趣味的发达，一部分也行于它的影响之下。这样的假定，可以由事实来确证么？我想，是可以的。

在绥内更毗，富裕的尼格罗女人，脚上穿着不能全穿进去那样的小的靴子，所以这些女人们，因为很拘束的步行，显得特别。然而这步行，是被算作极其媚惑底的。 [L. J. B.Bérenger—Ferand， Les peuplades de la Sénégambie， Paris 1879， P.11.]

那为什么会成为那样了的呢？

为要懂得这个，必须先知道贫穷的，因而从事劳动的尼格罗女人，不穿上述那样的靴子，所以也走着普通的走相。她们不能象富裕的妖姬们的走着那样地走，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将致时间的大大的浪费的缘故。然而那些人们，是无关于劳动的必要的，在那些人们，时间是并不贵重的，正因为这缘故，富裕的女人们的拘束的步行，便也被当作媚惑底的东西了。这样的步行，在它本身，是什么意义也没有的，只因为和被劳动所苦的（也因而贫穷的）女人们的走相反对，这才获得意义。

“对立的根原”的作用，当此之际，是分明的。但这由于社会底原因，由于绥内更毗的黑人之间有财产的不平等存在，才被惹起的事，请你注意罢。

将上述的关于斯条亚德王家复位时代的英国的宫廷贵族阶级的道德的事，也来一想之后，我想，你对于显现于他们之中的向矛盾的冲动，乃是成为在社会心理上的达尔文的对立的根原的作用的一部分的事，大约便容易首肯的罢。但是，这之际还有注意于下文的事的必要。

如恪勤，忍耐，谨严，戒慎，家庭道德的切实，等等的美德，于正在蓦进以冀获得更高的社会底地位的英国的有产阶级，是极其有益的。但和有产者美德相反的恶德，至少，于英国的贵族阶级，在为自己的存在而和有产阶级的斗争上，却无益。那并非将为这斗争的新手段供给了他们，而不过是这斗争的心理底结果。于英国的贵族阶级有益的，并非向和有产者美德相反的恶德去的他们的冲动，乃是因此而唤起了这冲动的那感情，就是对于那一阶级的憎恶，以为那完全的胜利，意义便是贵族阶级一切特权的全然和这事同一程度的完全的破坏。向恶德的冲动，只不过作为相关变化（倘若当此之际，可以用我从达尔文借来的这术语）而出现了而已。在社会心理的领域里，很常起和这同样的相关变化。注意于这，是必要的。但这之际，记得那些〔变化〕究竟也由社会底原因所唤起，也完全同样地必要的。

一翻英国文学史，便可以懂得我所指摘了的由阶级斗争所唤起的对立的根原的心理作用，怎样强烈地反映于上层阶级的美底概念之中了。当自己的流放时代住在法兰西的英国的贵族，在那里亲近了法兰西文学和法兰西的剧场。那是优雅的贵族社会的典型底的这一方面的唯一的产物。所以较之伊利沙伯朝的英吉利的剧场和英吉利的文学，更很能符合他们本身的贵族底的倾向。复位之后，法兰西趣味的流行，在英吉利的演剧和英吉利的文学上开始了。后来，莎士比亚开始被苛待，恰如由见过他的古典主义底传统的顽固的支持者的那些法兰西人们，当作“烂醉的野蛮人”而受了苛待的一样。他的《罗美阿与求丽德》，那时是“坏戏文”，《夏夜之梦》是“愚劣的可笑的戏文”，《查理八世》是——“幼稚”，《阿绥罗》是——“平常”。 [Beljame，L.c，p.p.40—41. Taine，L.c，p.p.508—512.] 对他的这样的态度，虽到下一世纪，也还没有完全地消去。卢谟以为莎士比亚的戏曲底天才，是被夸张着的，那原因，即和大概一切不具的不均整的身体，往往见得非常之大的相同。他责备着伟大的戏剧作家对于戏剧艺术的法则之完全的无识。（total ignorance of all theatrical art and conduct）。波柏深惜莎士比亚为民众（for the people）写作，因此未受皇室的庇护和宫廷的维持（the protection of his prince and the encouragoment of the court）连莎士比亚的热烈的崇拜者的那有名的哈尔律克，也竭力想将自己的“偶像”做成高尚。他在自己的《哈谟力德》的上演，作为过于粗野的东西，而删掉了掘坟的场面。《理亚王》上，则他添上了幸福的收场。然而英国剧场的看客中的民主底的部分，却和这相反，对于莎士比亚继续着最热烈的爱执。改纂他的戏曲，不可不先准备这部分看客的猛烈的反对的事，哈尔律克是自觉着的。对于冒过了这危险的他的“勇气”，法兰西的朋友们寄他书简，说了赞辞，他们中的一个还加添道，“Car je connais la populace anglais.” [关于这，可看J.J.Jusserand的有兴味的研究，Shakespeare en France sous I’ancien régime，Paris 1898，p.p.247—248.]

十七世纪后半的贵族阶级的道德的颓废，如所共知，也反映于英国的舞台上。在那里，这真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了。从一六六〇年到一六九〇年的期间，在英国所作的喜剧，几乎无一例外，借爱德华·安格勒斯的话来说，是属于猥亵文学的领域的。 [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Literatur，3 Auflage， Leipzig 1837，S.264.] 从这一端看来，就可以说，在英国，迟迟早早，已不能不a priori（由因推果）地，由于对立的根原，而有以描写和发扬家庭底的美德和道德的市民底的清净为主要目的的这一种类的剧本出现。而这样的种类，其实，后来竟由英吉利的有产阶级的知识底代言者来创造了。但于这种的戏剧，我到后面讲述法兰西的“伤感喜剧”之际，再来涉及罢。

在我所知道的范围里，叶波里德·泰纳是最能留心到对立的根原在美底概念的历史上的意义，并且最巧妙地将它指摘出来的。 [塔尔特在一八九七年所印的L’ opposition universelle，essai d’une Théorie des Contraires这著作上，幸而遇到了可以研究这根原的心理作用的绝好的机会。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不利用这机会，关于上述的根原，只述说了一些极少的意见。塔尔特说（二四五页），这书并非社会学底论策。于专门地供献给社会学的论策，只要他不抛掉自己的观念论底的立场，恐怕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罢。]

在富于机锋而有兴味的著作《披莱耐游记》中，他再录着和自己的“邻座的”波尔的对话，波尔的话，就在叙述著者自己的见解，这是从一切之点看来，很为明显的。“你到凡尔赛去。——波尔说，——而且你嫌憎十七世纪的趣味。……但请你暂时停止从你自己的必要和你自己的习惯的立场来下判断罢。……见了荒凉的风景而欢喜时，我们并不错，这正如这样的风景将忧郁吹给他们时，他们是并不错的一样。在十七世纪的人们，是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真实的山更不美的了。 [不要忘记对话是就披莱纳山脉而言的。] 山使他们发生许多不快的感慨。刚刚经历了市民战和半野蛮的时代的人们，看见这的时候，就想起关于饥饿，关于为雨所淋，以及雪中在马背上颠着前去的长久的行军，关于在挤满寓客的肮脏的客店里，交给他们的糠皮和一半的坏的黑面包那些事。他们倦于野蛮了，恰如我们的倦于文明一样地。……那些山脉……将从我们的石路，办事桌，小店，得到休息的可能，给与我们。荒凉的风景只靠着这原因，才于我们合意。倘使没有这一个原因，那么，这于我们，恐怕也全如马丹孟退侬曾经如此一样，见得是讨厌的东西了罢。” [Voyage aux Pyrénées，cinquième édition，Paris，nyp.p.190 —193.]

荒凉的风景，由于和我们所厌倦的都市风景的对照，而中我们的意。都市的风景和修剪了的庭园，则因和荒凉的境地的对照，中了十七世纪的人们的意了。“对立的根原”的作用，在这里也无可疑。然而正因为这是无可疑的，所以就在分明示给我们，心理学底诸法则对于观念形态的一般的历史，以及一部分底地，则艺术的历史的说明，可以成为钥匙，是到怎样的程度。

对立的根原在十七世纪的人们的心理上，也曾充着和我们现代人的心理上一样的脚色。为什么我们的美底趣味，和十七世纪的人们的趣味相反呢？

就因为我们处于不同的状态上的缘故。于是我们到达了既知的结论，就是，人类的心理底本性，是使美底概念的存在，于他成为可能，而达尔文的对立的根原（黑格尔的“矛盾”），则在这些概念的机械作用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迄今未得十足的估价的脚色。然而，为什么所与的社会底人类，恰有这些的，而非这些以外的趣味的呢？为什么他喜欢恰是这些，而非这些以外的对象的呢？那是关于环绕着他的条件的如何的。泰纳所引用的例子，也很能显示这些条件的性质是怎样，就是，依着这，则分明被社会底诸条件，这些东西的总和——我暂且用着不精确的表现——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 [在文化的最低的阶段上，对立的根原的心理底作用，也已经为男女之间的分业所唤起了。据V.I.育海理生说，“在游卡计尔人的原始底构造上，典型底的，是作为两个各别底的集团的那男女间的对立。这事情，在男子和女子分为友仇的游戏之中，在女子们所发的有些音，和男子们不同的言语之中，在女子们以母系为较重要，男子们以父系为较重要的事之中，在因此而对于他们男女，终至于创造出活动的特殊的，各自独立的范围来了的两性间的职务的专门化之中，都可以见到。”（在耶萨契那耶和呵尔特庚两河流域的古代游卡计尔人的生活和文献。圣彼得堡，一八九八年。五页。） 育海理生似乎没有觉得，当此之际，在两性间的职务的专门化，就是他所指摘了的对立的真原因。 关于这对立之反映在两性的装饰上的事，许多旅行家都证明着。例如“在这里，也如到处都是如此一样，强的男女，竭力要仔细地将自己和别人区别，所以男性的打扮，和女性的很不同（Schweinfurth，Au coeur de I’Afrique.I，p.281），又，男人们（粘粘族的）费许多劳力于自己的头发的装饰上，而女人们的梳发反是，全然简单而质朴。”（L.C.Ⅱ，p.5）。关于男女间的分业对于跳舞的影响，可看Von den Steinen的Unter den Natuv ölkern Zentral—Brasiliens，Berlin 1894，S.293.可以用确信来说，在男人们那里，使自己和女人们相对立的冲动，是发现在使自己和下等动物来对立的冲动之前的。这之际，人类的心理底本性的基本底特质，岂不是颇领受似反而正底的表现的么？]

在这里，我豫料着你这面的一个反驳。你将说，“且将泰纳所引的例子，算是使我们心理的基本底的法则，活动起来的原因，而指出了社会底诸条件的罢。且将你自己所引的例子，也算是指示着这个的罢。然而，不能引用些指示着和这全然各别的事的例子么？将我们的心理的诸法则，活动于围绕我们的自然的影响之下的事，证示出来的例子，没有人知道么？”

当然知道的，——我将回答道，——就在泰纳所引的例子里，我们对于由自然在我们之上所惹起的印象的关系，也正是成着问题。然而问题之所在，是在这样的印象之及于我们的影响，和我们自己的对于自然的关系之变化，而一同变化；以及这最后者，为我们的（即社会底）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

在泰纳所引的例子里，有讲关于风景的。敬爱的先生，在绘画史上，风景大抵决不占着常住底的地位的事，请你注意罢。密开朗改罗和他的同时代者，蔑视了这个。在意大利，这只在文艺复兴期之末，在没落期开了花。

完全一样地，在十七世纪，以及连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的美术家，这也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到十九世纪，事情忽然变化起来，就是将风景作为风景，开始加以尊重。而且年青的画家们——茀来尔，凯巴，绥阿陀尔·卢梭——于自然的怀中，在巴黎的近郊，芳丁勃罗，美陀尔等处，发见了路·勃兰和蒲先的时代的画家们连那可能也未曾梦想到的那样的感激。那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法兰西的社会关系变化了，所以法兰西人的心理也变化了。于是在社会底发达的种种的时代，人类则从自然领受种种的印象，盖因为他是从种种的观点，观察自然的。

人类的心理底本性的一般底法则，不消说，无论在那一时代，都不停止的。但因为在种种时代的社会关系之不同，作为那结果，而全不一样的材料，入于人类的脑里，所以那造成的结果，也就全不一样了：这是无足怪的。

再举一个例罢。有两三个著作者，发表了人类的容貌中，仿佛下等动物的相貌者，在我们都觉得丑的这一种思想。这事，只要关于文明民族，是对的。当此之际，固然也有譬如“狮子头”，我们谁也不会以为畸形的那样许多的例外。但虽有这样的例外，人类也还因为意识着较之动物世界中的自己的一切同族，自己是无限地高尚的存在，于是怕和他们相象，而将和他们不象之处，竭力装点起来，夸张起来的事，却也的确的。 [“In diser Idealisirung der Natur liess sich die Sculptur von Fingerzeigen der Natur selbst leiten; sie überschäzte hauptsachlich Merkmale，die den Menschen von Thiere unterscheiden. Die auchrechte Stellung führte zu grösserer Schlankheit und Länge der Beine，die zunehmende Steile des Schädelwinkels in dem Thierreiche zur Bildung des griechischen Profils， der allgemeine Schon von winkelmann ausgesprochene Gr undstaz， dass die Natur， wo sie Flächen unterbrech dies nicht stumpf， sondern mit Entschiedenheit thue， liess die schaifin Ränder der Augenhöhle und der Nasenbeine， so wie den ebenso scharfgerandeten Schnitt der Lippen vorziehm.”Lotze，Geschichte der Aesthetik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868， S.568.]

然而，在适用于原始民族上，那却绝对地不对。他们的有一些是为要象反刍动物，拔掉自己的上门牙；别的一些是为要象肉食兽，将这截短；又有些是将自己的头发，结得象角一样。此外，这样的例，几乎有无限，是大家知道的。 [教士海克威理兑尔说，他曾于访问一个知己的印第安人的时候，遇见了正在做那，如大家所知道，在原始民族，是有重要的社会底意义的跳舞的准备。印第安人用了下面似的意趣，描摹着自己的脸相，“我从一面望他的侧脸时，他的鼻子显着仿造得很好的老鹰的嘴巴，我从别一面望去时，这鼻子是象猪鼻。……印第安人好象很满足于自己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拿了镜子来，以满足和一种夸耀，在注视自己的脸了。”Histoire，moeurs et coutumes des nations indiennes， qui habitaient autrefois la Pensylvanie et Les états voisins， par le révérend Jean Heckewelder， missionaire morave， trad. de L’anglais par le chevalier Du Pouceau.A Paris 1822，p.324，我全钞了这书的标题，是因为其中含有许多有兴味的报告，想将它绍介给读者的缘故，我也还将引用本书，不止一次的罢。]

这模仿动物的冲动，往往联结于原始民族的宗教底信仰。 [可看J.O. Frazer，Le Totemisme，Paris 1898，p.39和那以下。Schweinfurth，Au Coeur de I’Afrique，I，p.381.]

然而这事，是毫不使事态发生变化的。

假使原始人之观察动物，用了我们的眼睛，那么，在他的宗教底表象之中，它们岂不是大概就得不到位置了么？原始人是另样地看待动物的。为什么另样地呢？就因为他站在文化的别样的阶段上的缘故。如果人类在或一时地竭力要象动物，在别一时地——却使自己和它们相对立，那就是由于他的文化的状态，即我也已经说过的社会底诸条件之如何的意思。固然，当此之际，我也能作更精确的表现，我说，那是关联于他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于他的生产方法的。但是，为夸张和“一面性”之点，免于得到非难起见，我将使我已经引用过的博学的德国的旅行家——望·覃·斯泰南来替我说话。“我们只能在如次之际，懂得这些人们，——他关于巴西的印地安人，说，——那便是将他们当作狩猎生活的所产，而加以观察。他们的全经验的最主要的部分，都和动物的世界相关联，而且在这经验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他们的世界观。和这相对应，而他们的艺术底意匠，也以令人生倦的单调，从动物的世界里取得。可以说，他们的值得惊叹的丰富的艺术的一切，是生根在狩猎生活的。” [前揭书，二〇一页。]

车勒芮绥夫斯基曾在他的学位论文《艺术对于现实的美学底关系》中写着，“在草木，合我们之意者，是将力量横溢的泼剌的生活，曝露出来的色彩之新鲜，华丽，和形式之丰富。凋枯的草木，是不好的，生命的液汁不充足的植物，是不好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学位论文，是极有兴味，也是在这种文字中，唯一的将孚伊尔巴赫的唯物论的一般底原则，应用到美学的问题去的例子。

然而，历史常常是这唯物论的弱点，而且在我刚才引用了的几行里，就很可以看出。“在草木，合于我们之意者……。”

所谓“于我们”，是于谁呢？人们的趣味，岂不是就如车勒芮绥夫斯基自己在那同一论文里，指摘了不止一回那样，极为变化底的么？如大家所知道，原始底的种族，——例如薄墟曼和澳洲土人，——虽然住在花卉的极其丰富的地土，也决不用于装饰。相传塔司玛尼亚人，于这一点是例外的，但现在早已无从确证这报告的真实，因为塔司玛尼亚人已经灭绝了。总之，在将那意匠取自动物世界的原始——说得更精确些，则狩猎——民族的装饰艺术之中，全无植物的事，很为大家所知道。现代的科学，是将这也仗生产力的状态来说明的。

“狩猎民族所取自自然的装饰艺术的意匠，专限于动物和人类的形状，——爱伦斯忒·格罗绥说，——就是，他们就专挑选那些于他们最有实际底的兴味的现象的。原始狩猎人将于他固然也是一样地必要的植物之采取，作为较低一类的工作，委之女人们，自己对于那些却毫无兴味。由这一事，即可以说明在他的装饰艺术之中，连我们文明民族的装饰艺术上那么丰富地发达了的植物底意匠的痕迹，也不遇见的事实。其实，从动物底装饰艺术向植物底装饰艺术的推移，是在文化史上的最大进步——从狩猎生活向农业生活的推移的象征。” [Die Aufange der kunst，S.149.]

原始艺术是很明了地在那里面反映着生产力的状态的，现在遇有可疑之际，竟至于由艺术来判断这力的状态。就是，譬如蒲墟曼，非常地喜欢，也比较底非常地巧妙地描写人类和动物。他们所住之处的几个洞窟，现出着真的画廊。但薄墟曼决不画植物。在躲在一个丛莽后面的猎人的描写上的稚拙的丛莽的画，是这一般底的规则的唯一的例外，最能显示这题材之于原始艺术家，是怎样地新奇。以这为基础，有几位人种学者便这样地下着结论，即使薄墟曼在不知若干年前，曾站在比现在高出几段的阶段上，——虽然这样的事，大抵是不可能的，——他们分明是决没有知道农业的罢。 [可看斐力特立克·克理思德黎的著作，Au sud de I’Afrique，Paris1897上的保罗·亚绥留的有兴味的序文。]

如果这都对的，大约就可以将上文的从达尔文的话，我们所下的结论，变形如下了：原始狩猎人的心理底本性，限定他一般地能有美底趣味和概念，但他的生产力的状态，他的狩猎生活，则使他有恰是这些，而非这以外的东西的美底趣味和概念。照明了狩猎种族的艺术的这结论，同时也是有利于唯物史观的一个多出来的证明。

在文明民族，生产的技术，只将很少的直接底的影响给与艺术。看去好象反对唯物史观的这事实，其实是在作灿烂的论证之用的。然而关于这事，要待什么时候别的机会来讲了。

移到一样地曾在艺术的历史上历充重大的脚色，一样地向来未尝加以相当的一切注意的别的心理底法则去罢。

巴敦说，在他所知道的非洲的黑人那里，音乐底的听觉，几乎没有发达，但在他们，对于韵律，却敏感得至于可惊。“水手合着自己的楫子的运动而唱歌，挑夫且走且歌，主妇在家里，且舂且歌。” [上揭书，六〇二页。这之际，是作为手推水车的意思的。] 凯萨里斯关于他所很加研究了的巴苏多族的卡斐尔人，说着同样的事。“这一种族的女人们，两手上带着一动就响的金属制的环。她们为了用手推的水车来舂自己的麦子，常常聚在一处，而且合唱着和自己们的手的整齐的运动时，从环子所发的韵律底的音响，精确地相一致的歌， [Les Bassoutos par E.Gasalis， ancten missionaire， Paris 1863，p.150.] 同一种族的男人们，当鞣皮的时候，和那一举一动相应，——凯萨里斯说，——发着我所不能懂得意义的奇怪的声音。” [上揭书，一四一页。] 在音乐之中，这种族尤其爱那韵律，而且这在所与的调子中，愈是强的，这调子于他们就愈是愉快。 [上揭书，一五七页。] 跳舞之际，巴苏多用手和脚来拍板，但因为要增强拍出的声音，他们的身上挂着发响的器具。 [上揭书，一五八页。] 巴西的印地安人的音乐里，韵律的感情也一样地显得很强，而反之，他们对于谐调，却非常地弱，关于调和的概念，则似乎连一点也没有。 [Von—den—steinen，L.C.，S.326.] 关于澳洲的土人，也不能不说一样的话。 [可看E.J. Eyr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borigenes of Australia， in Journal of Expeditions of Discovery into Central Australia and Overland， Londen 1847，T.Ⅱ，p.229. 并看格罗绥的Anfange der kunst，S.271.] 对于韵律的感性，大抵恰如音乐底能力是如此的一样，是成着人类的心理底本性的基本底诸特质之一的。也不独限于人类。“纵使并非喜欢拍子和韵律的有音乐性，但至少，认识这些的能力，在一切动物却分明是天禀的，——达尔文说，——而且为他们的神经系统的一般生理学底性质所规定，也无可疑。 [《人类的起源》，第二卷，二五二页。] 从这点看来，恐怕便可以假定为人类和动物所通有的这能力的发现之际，那发现，和他的社会底生活一般的条件以及尤其是他的生产力的状态，是没有关系的罢。但这样的假定，一见虽然好象很自然，然而禁不起事实的批评。科学已经明示了有这样的关联存在了。而且，敬爱的先生，请你注意。是科学使最卓越的经济学者之一人——凯尔·毕海尔来做了的。

就如从我引在上文的事实看来，便见分明那样，感到韵律而且以这为乐的人类的能力，则使原始生产者喜欢在那劳动的历程中，依照着一定的拍子，并且在那生产底动作上，伴以匀整的音响或各种挂件的节奏底的响声。然而原始生产者所依照的拍子，是被什么所规定的呢？为什么在他的生产底动作上，谨守着正是这，而非这以外的韵律的呢？那是被所与的生产历程的技术底性质，所与的生产的技术所规定的。原始种族那里，劳动的样样的种类，各有样样的歌，那调子，常是极精确地适应于那一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底动作的韵律。 [Karl Bücher， Arbeit Und Rhythmus， Leipzig 1896，S.S.21，22，23，35，50，53，54；Burton，L.c，p.641.] 跟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历程上的韵律底活动的意义，便微弱了，但虽在文明民族，例如，在德意志的村落里，每年的各时期，据毕海尔的话，就各有特别的劳动者的热闹点缀，而且各种劳动——各有其自己的音乐。 [Bücher， ibid.，s.29.]

一样地应该注意的，是和劳动是怎样地施行——由一个生产者，还是由全集团呢相关联，而发生了给一个歌者或给全合唱团的歌谣，而且这后者，又被分为几个范畴的事。而在一切这些之际，歌谣的韵律，是往往严密地被生产历程的韵律所规定的。不特此也，这历程的技术底性质，对于随伴劳动的歌谣的内容，也有决定底的影响。劳动和音乐以及诗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将毕海尔引到如次的结论了，“在那发达的最初的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最紧密地相结合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础底要素，是劳动，其余的两要素，仅有从属底意义而已。” [上揭书，七八页。]

许多随伴生产历程的音响，那本身就已经是有音乐底效果的，加以在原始民族，音乐中的主要的东西——是韵律，所以要懂得他们的无技巧底的音乐底作品，怎样地由劳动的用具和那对象接触所发的音响而生成，也不是烦难的事。那是由于增强这些的音响，由于将或种的复杂化，放进这些韵律里去，而且由于使这些一般地适应于人类底感情的表现，而被完成了的。 [上揭书，九一页。] 但为了这，首先必须将劳动用具变形，于是这就变化为乐器了。

生产者仅只敲着那劳动的对象的那样的用具，是应该首先经验这种变化的。大家知道，鼓在原始民族之间，非常普及，他们中的有一些，竟至今还以这为唯一的乐器。弦索乐器在原始底地，也属于和这同一的范畴，为什么呢？因为原始音乐家是一面演奏，一面敲弦的。吹奏乐器在他们那里，退居于副次底的地位，笛子比别的东西常常较为多见，但那演奏，往往是随伴——于或种协同底的劳动——为了将韵律底正确，传给他们——的。 [上揭书，九一至九二页。] 我在这里不能详述毕海尔关于诗歌的发生的见解，在我，不如在后来的信札之一里来说之为便当。简单地说罢，毕海尔相信，势力底的节奏底的动作，尤其是我们所称为劳动的动作，催促了它的发生，而且这不但关于诗歌的形式，是对的而已，即关于那内容，也一样地对。 [上揭书，八〇页。]

如果毕海尔的值得注目的结论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下文似的话，人类的本性（他的神经系统的生理学底性质），给与了他认得韵律的音乐性，并且以此为乐的能力，但他的生产的技术，则规定了这能力的此后的运命。

很久以前，研究家就觉到所谓原始民族的生产力的状态和他们的艺术之间的密接的关联了。然而因为他们是站在观念论底见地之际居多，所以虽然勉强承认了这关联的存在，而于这却给以不当的说明。有名的艺术史家威廉·留勃开就说，原始民族的艺术作品，那上面打着自然底必然性的刻印，反之，文明民族的那个，则为精神底自觉所贯穿。这样的对比，除了观念论底迷妄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在事实上，文明民族的艺术底创作——其被从属于必然性，是不下于原始底的东西的。差异之处，只在在文明民族，艺术之于生产的技术和方法，消灭了那直接底凭依。固然，我知道那是极大的差异。然而我也一样地知道，这是正为分配社会底劳动于种种阶级间的，社会底生产力之发展这事所引出来的。那岂但没有推翻唯物史观，还贡献着于它有利的一个新而有力的证据。

还来讲讲“均齐的法则”罢。那意义，是伟大的，而且也丝毫不容疑惑。那是在什么上生根的呢？大概，是在人类的身体，还有动物的肢体，那样东西的构造上的罢。在肉体上，只有对于平常的人们，一定常给以不快的印象的跛者和残疾者的身体，是不均齐的。喜欢均齐的能力，也由自然给与着我们。然而，倘使这能力，未尝为原始人的生活样式所巩固，所养成，则能够发达到什么程度呢，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原始人——大抵是狩猎人。这生活样式就如我们所已经知道那样，使在他的装饰艺术上，大抵是取自动物世界的意匠。而这则使原始艺术家——已从很早以来——很注意地考察起均齐的法则来。 [很早以来——云者，因为在原始民族，孩子的游戏，同时也是养育他们的艺术底才能的学校的缘故。就是，看教士克理思德黎的话（Au sud de I’Afrique，p.95及以下），则巴苏多族的儿童，自己用粘土给自己来做玩具的牛，马，等等。自然，这孩子的雕刻，是留着非常之多的缺陷之处的，但开化的孩子们，在这一点，还是未必能和小小的非洲的“野蛮人”相上下罢。在原始社会中，儿童的游戏，最紧密地和成年者的生产底的劳作相联系。这事情，照明着“游戏”的对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问题，我将在其次的信札之一里来指示。]

人类所特有的均齐的感情，就这样地而被养成的事，从野蛮人（不但野蛮人而已）在自己的装饰艺术上，尤重水平底的均齐，过于垂直底的均齐的事看来，也就明白了。 [可看格罗绥的Anfange der Kunst，S.145 非洲土人盾上的图画。] 去看任何人类或动物的（当然并非不具的）形体罢，那么，你便会看出他所特有，是第一类而非第二类了。并且，于武器和器具，单从那性质和使命上，就屡屡要求了均齐底的形态的事，也有注意的必要。临末，倘如完全正当的格罗绥的意见，以为装饰自己的盾的澳洲的土人，其识得均齐的意义，程度和已达了高的文明之域的集灵宫的创建者们之所识全然相等，那便明明白白，均齐的感情这东西，在艺术的历史上绝未有所说明，因而在这里也和在别的各处一样，不能不说，自然给人类以能力，而这能力的练习和实际底应用，则为他的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了。

我在这里故意又用了不精确的表现，文化。读了这，你会热烈地叫起来罢，“什么人，而且什么时候，将那个否定了呢？我们只是说，限定着文化的发展者，不仅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仅是经济罢了！”

悲哉！我太熟悉这样的反驳。而且言其实，为什么连贤明的人们，也不觉得横在那基底上的可怕的论理底错误的呢？无论如何，我不能懂。

其实，你是在希望文化的发展行程，同样地也被别的“诸要因”所规定的。我请教你：那些之中，艺术在内么？你将答道：当然，在的。那时候，你那里会有这样的命题罢。文化的发展行程，从中，为艺术的发达所规定，而艺术的发达，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而关于一切别的“诸要因”，经济，公民权，政治组织，道德，等等，你也将不能不说和这全然一样的话了。那将成为怎样呢？成为下面似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为一切上揭的诸要因的活动所规定，而一切上揭的诸要因的活动，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行程所规定。那岂非就是我们的父祖们曾经犯过的旧的论理底错误么——地站在什么上面呢？——鲸鱼上面，——鲸鱼呢？——水上面。——水呢？——地上面。但地呢？等等，同一的可惊的顺序。请你赞成：当研究社会底发达的真切的问题时，临末要能够，而且也应该更真切地论议的。

我确信从今以后，批评（精确地说，则科学底美学说）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可以进步。我又以为批评在那过去的发达上，那些代表者们距我所正在主张的历史观愈近，我们便愈是获得了确实的基础。作为那例子，我将给你指出在法兰西的批评的进化来。

这进化，是和一般底历史底观念的发展，紧密地相联系的。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就如我已经说过那样，从观念论的观点，观察了历史。他们将知识的蓄积和普及，看成了人类的历史底运动的最主要而比什么都埋伏得深的原因。但倘若科学的进步和大抵的人类底思想的运动，在事实上是成着历史底运动的最重要而且最深的原因的，那就自然不得不起这样的疑问，思想的运动本身是被什么所限定的呢！倘依十八世纪的观点，则对于这只有唯一的回答，曰，由于人类的本性，由于他的思想的发展的内在底法则。但是，如果人类的本性，是规定他的思想的全发展的，那么，文学和艺术的发达，就分明也被它所规定。于是人类的本性——而且惟独这个——是能够将领会文明世界上的文学和艺术的发达的钥匙，给与我们，并且也不得不给的了。

人类底本性的诸特质，使人类经验种种的时期，少年期，青年期，成熟期，等。文学和艺术，也在自己的发达上，经过这些的时期。

“什么民族，并非首先是诗人，其次是思想家的呢？”格林在他的“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里，想由此来说诗歌的盛时，和民族的少年期及青年期相应，哲学的发达——和成熟期相应，而问着自己。十八世纪的这见解，为十九世纪之所继承。连在斯泰勒夫人的有名的著作“De la litératur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中，我们也会遇见，虽然在那里，固然同时也有全然别种见解的极明显的萌芽。“研究希腊文学之发达的三个不同的时代的时候，——斯泰勒夫人说，——我们在那些之中，看见人类底知识的自然底行程。荷马给第一个时代以特色；沛理克来斯的时代，戏剧艺术，雄辩和道德，都显示着绚烂的隆盛，而且哲学也跨开了最初的第一步；在亚山大的时代，则哲学底的学术的更深一层的研究，成着文学界中的人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消说，诗歌要发达到最高的顶上，人类底知识之发达的一定阶段，是必要的。但是，文学的这部分，虽以进步和文明及哲学之赐，订正了幻想的或种的错误，而同时也不能不失其灿烂的容姿的有些东西。” [De la littérature etc.，Paris，an Ⅷ，p.8.]

这意思，就是所与的民族一过青春的时代，诗歌便无可避免地不能不到或一程度的衰微。

斯泰勒夫人知道近代的民族，他们的理智的一切虽然进步，但胜于《伊里约特》以及《阿迭绥》的诗歌的作品，却连一篇也没有。这事情，吓了她对于人类的不息而且不偏之完成的确信，使之动摇了，而且因此之故，她也不愿离开她承十八世纪而来的关于种种时期的理论，因为这给以容易免于上述的困难的可能。

其实，倘从这理论的观点，则我们之所见，诗歌的衰微乃是新世界的文明民族的智底成熟的特征。然而斯泰勒夫人当抛下这些的比较，移到近代民族的文学史去时，她是知道可从完全不同的观点来观察的。在这意义上，她的著作中说到关于法兰西文学的考证的那几章，就尤有兴味甚深之处。“法兰西人的快活，法兰西人的趣味，在一切欧洲的国度里，至于已经成为熟语了，——她在这几章之一的里面，说，——这趣味和这快活，普通是归之于国民性的，但倘以为所与的国民的性质，并非对于他的幸福，他的利益，以及他的习惯，给了影响的秩序和条件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呢？在最近十年间，虽在最极端的革命底沉滞的瞬间，最醒目的对照，于一篇讽刺诗，于一篇辛辣的讥刺，都没有用处了。将至大的影响，给与法兰西的运命的人们的多数，全然没有表现的华艳，也没有理智的闪光，他们的影响力的一部分，是很可以将那原因归于他们的忧郁，寡言，冷的残酷的。” [De la littérature，Ⅱ.， p.p.1—2.] 这些句子当时对谁而发，这里面所藏的暗示和现实相应到什么程度，于我们都不关紧要。我们所必要的，只是注意于据斯泰勒夫人的意见，则国民性乃是历史底条件的出产这一件事。但是，倘以为国民性并不是显现于所与的国民的精神底特质之中的人类的本性，那又是什么呢？

而且倘若所与的国民的本性，由那历史底发展所创造，则它之不能是这发展的第一的动因，是很明白的。但从这里，却可以说，文学——国民底精神底本性的反映——就是创造这本性的历史底条件本身的出产。那意思，便是说明他的文学的，并非人类的本性，也非所与的民族的性质，而是他的历史和他的社会底构造。斯泰勒夫人是也从这观点，观察着法兰西的文学的。她献给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文学的一章，是想由当时的法兰西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从那对于帝王权的关系之中观察出来的法国贵族阶级的心理，来说明这文学的主要性质的，极有兴味的尝试。

在那里面，有许多关于当时支配阶级的心理的极确的观察，和若干关于法兰西文学之将来的非常成功底的考察。“在法兰西的新的政治底秩序之下，我们早已遇不见什么类似（于十七世纪的文学）的东西了罢，——斯泰勒夫人说，——由此而我之所谓法兰西人的机智和法兰西人的优美，只不过是几世纪间存在于法兰西的君主制和道德的直接底的，而又必然底的出产的事，也充足地得到证明了罢。” [上揭书，第二卷，一五页。] 文学是社会底构造的出产这一种新的见解，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批评上，渐次成为支配底的了。

在法兰西，基梭在他的文艺评论里，是屡次提及这事的。 [基梭的文学底见解，虽是顺便说及，却将值得指摘出来的灿烂的光，投给了法兰西的历史底观念的发达的。在那著作Vies des poétes francais du siècle Louis XIV，Paris 1813中，基梭这样地说着：希腊文学在它的历史上，反映着人类的知识之发达的自然底行程。但在近代的民族，事态却复杂得远了，就是，在这里，有顾及“第二义底的原因的全集积”的必要。他移到法兰西文学史，开始研究这些“第二义底的”原因的时候，一切这些，生根于在那影响之下，各社会阶级和社会层的趣味和习惯至于形成了的法兰西的社会关系上的事，就分明了。在 Essai sur Shakespeare 里，基梭将法兰西的悲剧，作为阶级心理的反映，而加以观察。据他的意见，则戏曲的运命，一般地和社会关系的发达是严密地相关联的。然而将希腊文学，作为人类底知识的“自然底的”发达的出产这一种见解，基梭却在Essai sur Shakespeare出版的时代也还没有抛弃。岂只如此呢，这见解，在他的自然底历史观里，还遇见它的合致的东西，在一八二一年出版的 Essais sur I’histoire de France上，基梭发表着这样的思想，以为所与的国度的政治底构造，是为那国度的“市民底生活”所决定的，但市民底生活——至少，在近代世界的诸民族——则因果底地联系于土地私有。这“至少”，是非常意味深长的。其所表示，是基梭之所理解者，并非以古代诸民族的市民底生活，为和近代世界诸民族的市民的生活相反——是土地所有和一般地经济关系的历史的结果，而以为是“人类底知识的自然底发达”的出产的。在这里，和对于希腊文学的例外底的发达的见解，有完全的相似。倘使于此再添上他的 Essais sur I’histoire de France 出版那时，基梭在自己的政治底诸论文中，最热烈地而且决定底地，发表了法兰西是“由阶级斗争而被创造了的”这种思想的事，则近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会比古代诸国家内的这种斗争更早地就映在近代历史家的眼里，该是毫不容疑的了。古代的历史家，例如斯吉兑亚斯和波里比亚斯，将和他们同时代的社会的阶级斗争，作为什么全然自然底，因而也是自明的东西，而加以观察，略如我们的农民土地所有者，在观察共同体内的多有土地的成员和少有土地的成员之间的斗争一样，也是颇有兴味的事。] 圣蒲孚也在说，虽然他添上若干但书，才与以优容，最后，则于泰纳的劳作中，发见那完全而辉煌的表现。

泰纳是怀着“人们的状态的一切变化，结果是他们的心理的变化”这一个确信的。然而一切所与的社会的文学和那艺术，却正可凭他的心理来说明，因为“人类精神的产物，就如活的自然也如此一样，只能凭他们的环境来说明”的缘故。所以要懂得这国或那国的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则研究发生于那居民的状态之中的各种变化的历史，是必要的。这——是不可疑的真理。而且为发见许多最明快，又最巧妙的那些的说明图起见，则看过“Philosophie de l’art”，“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或“Voyage en Italie”，就很够了。但泰纳也如斯泰勒夫人以及别个他的先进者们一样，还是把持着唯心史观底的见解，而这则妨害了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家从他所明快地，而且巧妙地说明了的无疑的真理里，抽出那凡是可以抽出的一切利益来。

观念论者将人类底知识的进步，看作历史底运动的究极的原因，所以在泰纳那里，就出现了人们的心理，由他们的状态而被规定，而他们的状态，则由他们的心理而被规定这等事。在这里——泰纳也和十八世纪的哲学者一样，借着在人种的形式上，向那出现于他那里的人类底本性的控告，而胚胎了也还可以走通的一串矛盾和困难。这钥匙，给他开了怎样的门呢，看下面的例便明白了。如大家所知道，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比在别的任何处都开始得早，而且意大利又一般地先于别的诸国，收场了中世期的生活。在意大利人的状态上的这变化，是由什么所唤起的呢？——由意大利人种的诸性质——泰纳回答说。 [“Comme en Italie la race est précoce et que la croûte germanique ne I’a recouverte qu’à demi，I’âge moderne s’y développe plus tôt qu’ ailleurs”云云。Voyage en Italie， Paris 1872， T.I，p.273.] 这样的说明充足到怎样，听凭你来判断，我就移到别的例子去。泰纳在罗马的霞尔画堂里，看见普珊的风景画，这样地说，意大利人因为那人种的特殊性之故，所以特殊底地来理解风景，在他们，那——也是别墅，但是大结构地扩大了的别墅，然而德意志人种，则就为自然这东西而爱自然。 [上揭书，第一卷，三三〇页。] 然而，在别的处所，同是这泰纳对于同是普珊的风景画，却这样地说，“为要能够观赏这些，必须嗜爱悲剧（古典底的，）古典底的诗，仪式以及贵族底的或帝王底的壮观的华丽，但这样的感情，离我们现代人的感情是无限地远的。” [上揭书，第一卷，三三一页。] 然而为什么我们的感情，那样地不象嗜爱过华丽的仪式，古典底的悲剧，亚历山特利亚的诗的人们的感情的呢？因为，譬如，“为王的太阳”时代的法兰西人，和十九世纪的法兰西人是别的人种的人们的缘故么？奇怪的质问呵！泰纳自己，不是用了确信而且固执地，对我们屡次说是人们的心理，跟着他们的状态之变化而变化的么？我们没有忘却了那个，所以照着他反复地说：我们时代的人们的状态，去十七世纪的人们的状态极远，因此之故，那感情也很不象勃亚罗和拉希努的同时代者的感情了。剩下的不过是明白那此事了：为什么状态变化了呢，就是，为什么ancein régime（旧政体）将地位让给了现在的有产者底秩序，为什么在路易十四世能够几乎并无夸张地说“国家——那就是我”的那国度里，现今是股票交易所正在支配的呢？但对于这，是这国的经济的历史，会十分满足地给与回答的。

敬爱的先生，站在极其种种的见地的著者们，曾经反驳过泰纳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你对于他们的反驳，以为何如，但使我说起来，则泰纳的批评家们之中，无论谁，要将收罗着他的美学说的几乎一切真理，而且宣言着艺术由人们的心理而被创造，而人们的心理则跟他们的状态而变化的那命题，来摇动一下，也做不到。而且全然一样地，他们之中的无论谁，都没有觉到使泰纳的见解不能有后来的成果底的发达的根本底的矛盾；他们之中的无论谁，都没有觉到从他的对于历史的见解的意思来说，便是被那状态所规定的人，那人本身，就成着这状态的最后底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之中的无论谁，都没有觉到这个的呢？——因为这矛盾，也浸渗着他们自家的历史观的缘故。但是，这矛盾是怎样的东西呢？由怎样的要素而成的呢？那是由两个要素而成的，其一、称为对于历史的观念论底见解，而别的——则称为对于它的唯物论底见解。当泰纳说人们的心理，准他们的状态之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他是唯物论者，但在同是这泰纳，说人们的状态，被他们的心理所规定的时候，他是复述了十八世纪的观念论底见解了。关于文学和艺术的他的最成功底的考察，并非受了这最后的见解的唆使，是无须赘说的罢。

从这事，结果出什么来呢？那是这样的，要从对于法兰西的艺术批评家们的富于机智而且深邃的见解，妨害了那成果底的发达的上述的矛盾脱离，只有能够向自己这样地说的人们，才做得到，就是：一切所与的民族的艺术，为他的心理所规定，他的心理，为他的状态所创造，而他的状态，则到底被限定于他的生产力和他的生产关系。但是，倘说这话的人，却正是在由此说出唯物史观来……。

虽然如此，我想，已是可以收场的时候了。待到第二信！倘若我因为我的解释的“偏狭”，有触怒了你的地方，那么，希见原宥。下一回，要来讲一讲关于原始民族的艺术。而且，我以为其中的我的解释，大约就可以显示决不如你曾经这样想，而且恐怕至今还在这样想似的，有这么的偏狭了。

原始民族的艺术

敬爱的先生！

一切所与的民族的艺术，据我的意见，是往往和那民族的经济，立于最密切的因果关系上的。所以当开始研究原始民族的艺术之际，我应该首先来阐明原始经济的最主要的特征。

在“经济学底”唯物论者，借了或一著作者的形象底的表现来说，则从“经济弦”开首，在大体上是最为自然的。但当此之际，取了这“弦”，作为我的研究的出发点者，此外还有特别的，而且非常重大的事情在。

是极其近时的事，在兼通人种学的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之间，流布了一种坚固的信念，以为原始社会的经济，Par excellence（几乎全体）地是共产主义底经济的。

“历史家人种学者现今着手于原始文化的研究之际，——在一八七九年，M·M·珂瓦列夫斯基写道，——明知着这样的事，就是，知道成为他的研究的客体者，其实既不是似乎互相约束，共同生活于仅由他们自己所设定的统制之下的个别底的诸个人，也不是太初以来，便已存在，而逐渐成长为血族结合的个别底的诸家族，乃是男女的个人的集团底诸团体，即私底家族和个人底的最初仅是动产的所有，作为那结果而出现的分化之最缓慢而自发底的过程，发生于其中的诸团体”。 [《共同体的土地所有，那崩坏的原因，过程及结果》。二六至二七页。]

原始底地，是虽是食料，这“最重要而且最必要的动产的形式”，也成为集团底团体的诸成员间的共有的，而个别底的诸家族之间的获物的分配，则惟在立于比较底高的发展阶段上的种族里才出现。 [同上，二九页。]

故人N·I·治培尔也同样地观察过原始经济底构造。他的有名的著作《原始经济文化的概要》，便是以供“那在种种阶段上的经济的共同体底方面成着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上的经济底活动的普遍底的形态……这一个假定”的批判底检讨的。根据了广泛的事实底材料，那整理虽然不能认为确是严密地体系底的，但治培尔到达了如下的断案了。“捕鱼，狩猎，袭击及防御，牧畜，为开垦计的森林区域的采伐，灌溉，土地的开垦，以及房屋，网和舟之类的大规模的器具制造上的单纯协作，都自然底地限定一切生产物的协同使用；同样地，既要能够防卫从邻境的团体而来的侵略，则连不动产和动产也限定为共有。” [《概要》第一版的五至六页。]

我还能够引证别的许多一样地有权威的研究者们。但你自己，不消说，是知道他们的。所以我不再来增添引用，但立刻指出“原始共产主义”的学说，最近时已在开始普遍的论争的事来罢。就是，我在第一信上已经引用过的凯尔·毕海尔，以为这是不合于事实的。据他的意见，则实在可以称为“原始底”这种民族，其去共产主义极远。他们的经济说，是个人主义底，倒较为适宜，然而这样的称呼也不对，因为他们的生活，一般地和“经济”的最本质底的特征，是没有关系的。

“在经济之下，我们常常意味为人们对于生活资料之获得的协同底活动，——他在自己的《原始经济底构造》的概要里面说，——经济，是以不独关于现在的瞬间，并且关于未来的顾虑，节省底的时间的利用，以及那合于目的底的分配为前提的。经济，是劳动，事物的估价，那使用的条理，文化获得的从氏族到氏族的传达的意思。” [可看《国民经济的领域内的四概要，国民经济的起源》中的论文，圣彼得堡，一八九八年，九一页。] 但是，在低级的种族的生活上，却只能遇见这样特征的最微弱的端绪罢了。“倘若从薄墟曼和韦陀族的生活中，除去了火和弓矢的使用，则他的全生活，便将归于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罢。各个薄墟曼，是非全然独立地来扶持自己不可的。裸形的，而且不携武器的他，就恰如野兽一般，和自己的同类一起，在一定地域的狭小的范围内徘徊。……各个男女，都生吃着能用手捉，或用指爪从地中掘出的——下等动物，根，果实。他们有时成为小团体或大集团，聚集起来，有时因了那地方的植物底食料或获物的丰饶的程度，而又星散。但这样的团体，是不转化为真的社会的。这不会轻减个人的生存。这光景，在文化的现实的负担者，恐怕是特为不合意的罢。然而，由经验底方法所搜集了的材料，却实在就使我们这样地来描写它。其中一无臆造之处，依一般底的看法，则我们不过从低级的狩猎人的生活中，除去了已经作为文化的特征而出现了的东西，即武器和火的使用罢了。” [可看《国民经济的领域内的四概要，国民经济的起源》中的论文，圣彼得堡，九一至九二页。]

这幅图画，不得不认为和在M·M·珂瓦列夫斯基和N·I·治培尔的著述的影响之下，已经画出在我们头里的原始共产主义底经济的描写，是完全不象的。

敬爱的先生，两幅画的那一幅，于你是“合意”的呢，我不知道。然而这并不是很有兴味的问题。问题并不在对于你，我，或是第三者的谁合意，乃在毕海尔之所描写，是否对的，是否和现实相符，是否和据科学所搜集的经验底材料相应。这些问题，不但于经济底发达的历史，是重要的而已，即于研究原始文化的任何方面的人，也有至大的意义。其实，艺术之被称为生活的反映，是并非偶然的。倘使“野蛮人”是毕海尔所描写那样的个人主义者，那么，他的艺术，就一定应该再现着他所特有的个人主义的性质。不独此也，艺术者，专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倘若你是用了毕海尔的眼，在观察野蛮人，则当向我说“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乃是专主，因而人们之间，几乎毫没有什么协同底的活动，在那里，要讲艺术，是不可能的的时候，你大概是十分地彻底的罢。

还有将下面似的事，添在一切这些上的必要。就是，毕海尔者，确是虽然盼望其有，而可惜那数目竟没有那么地多的正在思索的学者之一人，并且因此之故，所以虽在他犯着错误之际，也应该加以认真的注意。

将他所描写了的野蛮生活的图画，再来仔细地观察一回罢。

毕海尔以关于所谓低级的狩猎种族的生活的材料为根据，并且从这些材料中，只除去了文化的特征，即武器和火的使用，而就此加以描写了。他由此指给我们，当研究他的绘画时，我们之所应走的路。就是，我们应该首先玩味他实在曾经使用了的经验底材料，观察狩猎种族在事实上是怎样地生活着的，其次，则选定关于他们在还未知道使用火和武器的那辽远的时代，他们是怎样地生活了的最足凭信的假定。在最初——是事实，其次——是假定。

毕海尔引证着薄墟曼和锡仑的韦陀族。能说这些无疑地属于最低级的狩猎种族的种族的生活，缺着经济的一切的特征，而且在他们那里，个人是完全一任自己的力量的么？我断定是不能说的。

先拿薄墟曼来说罢。如大家所知道，他们为了协同底的狩猎，往往成了二百以至三百人的队伍，聚集起来。这样的狩猎，是为生产底的目的起见的人们的最不可疑的协同，而同时也“前提着”劳动和合目的底的时间的分配。为什么呢，因为当此之际，薄墟曼有时是造作延长亘数英里的栅栏，掘深壕，在那底里设立起弄尖了的木材来的。 [可看Die Buschumänner. Ein Beitrag zur südafrikanischen Völkerkunde von Theophil Hahn. Globus，1870， No.7，S.105.] 一切这些，即所做的分明不但为了满足所与的时候的要求，且也为了未来的利益。

“有些人，否定着他们那里的一切经济底意义的存在，——绥阿斐勒·哈恩说道。——而在书籍中说及他们的时候，是一个著者直钞别个著者的错误的。自然，薄墟曼不知道经济学和国家经济，但这事，于他们之想到凶日的事却并无妨碍。” [上揭书，第八号一二〇页。]

而且在事实上，他们是从被杀的动物的肉，来作贮蓄，藏在洞窟中，或在遮蔽极好的谿谷里，留下已经不能直接参加狩猎的老人，在作看守的。 [同上，第八号，一二〇及一三〇页。] 或一种植物的球茎，也被藏贮。搜集得很多的这些球茎，由薄墟曼保存在鸟巢里。 [同上，第八号，一三〇页。] 最后，则薄墟曼的贮藏蝗虫，是有名的，为了捕蝗，他们也一样地掘起深的长壕来。 [Lichtenstein， Reise im südlichen Afrika in den Jahren 1803，1804，1805， und 1806. zweiter Teil，S.74.]

这是显示着和理褒德一同，断定在低级的狩猎种族那里，谁也不想到贮蓄的准备的毕海尔，是错误得怎样利害的。 [《四概要》七五页。注。]

协同底狩猎完毕之后，薄墟曼的大狩猎队，诚然分散为小团体。然而，第一，是小团体的成员是一件事，各任自己的力量又是一件事。第二，薄墟曼虽然分散到种种的方面，但并不断绝相互的联络。培乔安人曾对力锡典斯坦因说，薄墟曼总在借了火的帮助，互相给与信号，并且因此知道非常广大范围的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比文化高出他们远甚的一切别的邻近的种族，更为详明。 [上揭书，第二卷，四七二页。火岛的土人，也一样地知道借火之助以互相通信，可看Darwin，Journal of Researches， ect， London 1839，p.238.] 我想，倘若他们那里，诸个人是专仗自己的力量的，而且倘若他们之间，以“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为专主的，则这样的习惯，在薄墟曼那里恐怕就不会发生了。

移到韦陀族去罢。这些狩猎人（我是在就完全野蛮的，英吉利人所称之为Rock Weddahs者而言），是和薄墟曼一样，成着小的血族结合而生活的。而且在他们那里，由那共同的力，以行“食料的搜索。”诚然，德国人的研究者波尔和弗律支·萨拉辛，那是关于韦陀族的最新的，而且在许多之点，是最完全的著述的作者们， [Sarrasin， Die Weddahs von Ceylcon und die sie umgebenden Völkerschaften， Wiesbaden 1892—1893.] 但所描写，却将他们作为颇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说，在韦陀族的原始底的社会关系，尚未遭站在文化发展较高的阶段上的近邻民族的影响所破坏的时代，他们的全狩猎地域，是为各个家族所分割的。

然而这完全是错误的意见。萨拉辛所据以建立自己们来推定关于韦陀族的原始底的社会底编制的那些证据，即在说明和这些研究者们从中之所见，全然不同。就是，萨拉辛引用着十七世纪曾做锡仑岛知事的望·恭斯的证言。但从望·恭斯的话中，却只见有韦陀族所住的领域，被分割为个个的地区的事，决没有说这些地区，是属于个个的家族的。十七世纪还有一个著作家诺克斯（Knox）说，在韦陀族那里，森林之中，“有划分它的境界”，而且“队伍当狩猎及采取果实之际，越出这些境界，是不行的”。

这里所说的，是关于队伍，并非关于个别底的家族。所以我们只好推定，诺克斯之所指，不是属于个别底的家族，而是属于多少总有点大的血族结合的地区的境界了。其次，萨拉辛又引证着英国人丁南德，然而丁南德究竟怎么说呢？他说，韦陀族的领域，是被分割于氏族间（Clans of families associated by relationship）的。 [Ceylon， 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etc.London 1880， Vol.Ⅱ，p.440.]

氏族和个别底的家族——不是同一的东西。不消说，韦陀族的氏族，是并不大的。丁南德率直地称之为小氏族——small clans。血族结合，在韦陀族所站的那生产力低的发展阶段上，是不会大起来的。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当此之际，在我们算是重要者，不是知道韦陀族的氏族的大小，而是知道它在这种族的个别底的个人的生存之中所演的那职务，能说这职务等于零，氏族并不轻减各个人的生存么？全然不能的！韦陀族的血族结合，彷徨于自己的首长等的指挥之下的事，是为世所知的。在宿营地也一样，少年和青年睡在指导者的周围，氏族的成年的诸成员又在那周围，这样地形成着防卫他们为敌所袭击的活的锁链，以就位置的事，是为世所知的 [丁南德，上揭书，第二卷，四四一页。] 仗这习惯，而各个人的生存，全种族的生存，都得非常地轻减，乃是无疑的事。由于别的种种的连带的显现，而得到轻减，也不下于此。就是，例如寡妇，在他们那里，即从入于氏族之手的一切东西中，领取她自己的一份。 [丁南德，上揭书，第二卷，四四五页。在韦陀族之间，行着单婚俗，是人所知道的事。]

倘若他们那里，毫无什么社会底结合，又倘若他们那里，惟专事“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则失了自己的丈夫的维持的女人们，不消说，就要交给全然两样的运命了。

在终结韦陀族的事情之前，再添说一点事，他们是也和薄墟曼一样，为了自己本身的使用，又为了和近邻的种族的交易，都在作肉类和别的狩猎产物的贮蓄的。 [丁南德，上揭书，第二卷，四四〇页。] 甲必丹·里培罗竟至于断言，韦陀族决不将生肉入口，他们将这细细地撕开，藏在树孔中，经过一年，这才取用。 [Histoire de I’isle de ceylon， écrite par le Capitaine J.Ribeiro et présentée anroi de Portugal en 1685， trad. par Mr.I’ablé Legrand， Amsterdam MDCC XIX，P.179.] 大约这是夸张的。但总之，我再希望你注意，韦陀族也和薄墟曼一样，用了自己的例子，将野蛮人不作贮蓄这一个毕海尔的意见断然推翻了。而贮蓄的准备，据毕海尔，岂不是最不可疑的经济的特征之一么？

安大曼群岛的住民明可皮， [伦敦的Nature杂志上，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主张着有时以称安大曼岛的土人的“明可皮”这名目，毫无根据，在土人们，在他们的邻人们，都所不用云。] 在那文化底发展上，虽略优于韦陀族，但他们也成着氏族而生活，并且屡屡计画社会底狩猎。由独身青年所捕获的一切，均为共有财产，听氏族的首长等的指挥来分配。虽是未曾参与狩猎的人们也仍然领得获物的一份，因为认为是别的什么为全共同体的利益而做的劳动，妨碍了他们去打猎了。回营之后，猎人们围火而坐，其时即开始酒宴，跳舞和唱歌。在酒宴中，狩猎时很少杀得获物的不成功者，甚至于连消遣自己的时光于安逸中的单单的游惰者，也都得参加进去。 [C. H.Man， On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 Andaman Island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iland， vol，XⅡ，p.363.] 一切这些，可与“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相象么，而且从这一切事，能说在明可皮那里，血族结合并未轻减各个人的生存么？不！却相反，不能不说关于明可皮的生活的经验底材料，和我们所知的毕海尔的“图画”，是全不相合的。

为要使低级的狩猎种族的生活，显出特色来，毕海尔还从夏甸培克借用着飞猎滨群岛的内格黎多的生活样式的叙述。但是，注意甚深地全读了夏甸培克的论文 [Ueber die Negritos der philippinen i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B.XⅡ.] 的人，便会相信内格黎多也并非个别底地，而是仗着血族结合的被结合了的力量，在作生存竞争的罢。夏甸培克引用了那证言的一个西班牙的教士说，在内格黎多那里，是“父、母和孩子们各携自己的弓矢，一同去打猎”的。以这事为基础，则他们的并非孤立底不俟言，即成为小家族而生活着的事，也可以想见。然而这也不对的。内格黎多的“家族”是拥有二十人至八十人的血族结合。 [据夏甸培克的话，则——二十至三十人；据特·略·什罗涅尔的话，则——六十至八十人。（可看George Windsen Earle，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Indian Archipe lago，Londen 1853，p.133.）] 这样的成团的诸成员，在选定宿营的处所，决定行军开始的时期等事的首长的指导之下，一同彷徨。白天则老人，伤病人，孩子们等，坐在大的篝火的周围。这时候，氏族的健康而成年的成员们，便在森林中打猎一到夜，他们即都环了这火，睡在地面上。 [Earle， Op. cit，p.131.]

然而，往往孩子们也去打猎，而同样地——对于这，虽然非大加注意不可——连女人，这样之际，他们全体都去，“象要作猛烈的袭击的乌兰丹猿群一般”。 [Earle， ibid.，p.134.] 在这里，我也全然看不到“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

站在同一的发展阶段上的，有在比较地最近时候成了多少足以相信的观察的对象的中央亚非利加的毕格眉族。由最近的研究者们所搜集的关于他们的全部“经验底材料”是决定底地推翻“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的学说的。他们协同而狩猎野兽，协同而掠夺近邻的土人的农场。“在男人们做着哨兵，必要时便从事于战争之间，女人们则捞集获物，捆束起来，而且将这运走。” [Caetano Casati， Dix Années en Equatoria， Paris 1892，p.116.] 在这里不是个人主义连协作和分工也有了。

关于巴西的皤多库陀，关于澳洲的土人，我将不再说及。为什么呢，因为讲到他们，我就不能不复述关于别的许多低级的狩猎人的事了。 [关于澳洲的土人，声明下列的一件事在这里。就是，依毕海尔的观点，则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几乎不配称社会底结合这个名目的，然而不为先入之见所祟的研究者，却说着全然别样的事。例如“An Australian tribe is an onganized seciety， governed by strict customary laws， which are administered by the headman or rulers of the Various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 who exercise their authority after consultation among themselves.”etc.The Kamilarai class system of the Australian Aborgines， by R. H. Mathews in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Queensland Branch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Australasia， Vol.X， Brisbone 1895.] 还是将视角转到那已经到达了生产力较高的发达阶段的原始民族的生活去，更为有益罢。这样的民族，在美洲很有许多。

北美洲的印地安人，是成着氏族而生活的，而逐出氏族，在他们那里，则显现为仅以处置最重大的犯罪者的极刑。 [关于驱逐出族的事，可看波惠勒的Wyandos Govevnment in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 to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s，p.p.67—68.] 即此一事，就已经在分明指示，他们和毕海尔以为成着原始种族的特性的个人主义，无关系到怎样程度了。在他们那里，氏族的显现，是作为土地所有者，也作为立法者，也作为对于侵害个人权利的复仇者，许多际会，还作为那（个人的）后继者的。氏族的全势力全活力，系于那成员的数目。所以各成员的死亡，其于一切生存者们算是很大的损害。氏族竭力招引新的成员，到自己的一伙中来，以弥补这样的损害。在北美洲的印地安人之间，赘婿是极其普及的。 [参照Lafitan， Les Moeurs des Sauvages Américains， T.2.p.163并参照波惠勒的第一章六八页。关于遏斯吉摩人的招赘，可看Franz Boas， The Central Eskimo in sixth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p.580.] 这在他们那里，便是由所与的团体的共力而行的生存竞争之所含的那重要的意义的通报者。然而因自己的先入之见，被领进迷妄中去了的毕海尔，却在那里面，不过仅看见了原始民族的父母底感情的微弱的发达的证据。 [M·M·珂瓦列夫斯基指出了在斯瓦内得族之间，赘婿制度的微弱的发达之后，说道，这事实，是可以由氏族制度之巩固来说明的。（《高加索的法律与习惯》，第二卷，四二五页）。但在北美洲的印地安和遏斯吉摩人那里，则血族结合的无疑的巩固，并不妨碍招赘的强有力的发达。（关于遏斯吉摩人，可看John Mordoch:Ethnological Results of the Point Barrom—Expedition in Ninth Annual Repe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p.417.）由此不能不说，倘若斯瓦内得族并不很行招赘，则这说明还当求之什么别的事，而决不能寻求于民族的巩固之中的。]

借共同之力的这样的生存竞争在他们的重要的意义，由社会底狩猎和打渔之非常广行于他们之间的事，也可以作为证据。 [参照O·J·凯忒林的为了野牛的社会底狩猎的叙述罢，Letters and Notes on the Manners and condi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London 1842.T.I，p，199及以下。] 但是，这样的打渔和狩猎，在南美洲的印地安那里，想来是行得还要普遍的。作为那例子，就举依望·覃·斯泰南的话，则常常企图极长期间的协同底狩猎，仅靠种族的男性成员的不断的协作，以维持其生存的巴西的皤罗罗族罢。 [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liens，Berlin1894，S.481:“Der Lebensunterhaft konnte nur erhalten werden durch die geschlossene Gemeinsamkeit der Mehrheit der Männer die vielfach lange Zeit miteinander auf Jagd abwesende sein musste， was für den Einzelner undurchführbarn gewese， wäre.”] 倘有人说，在美洲印地安的生活上，社会底狩猎之获得了极重要的意义，乃只在这些印地安已经抛弃了狩猎生活的最低阶段之后，那是非常错误的。作为新世界的土人之所做的最重要的文化底获得之一，不消说，必须用了多少热心和忍耐，去认识他们种族中的极多数人所正在经营的农业。但农业只能够削弱狩猎在他们生活上的一般的意义，因而部分底地，也削弱了由多数成员的结合的力的狩猎的意义。所以印地安的社会底狩猎，是应该作为狩猎生活的自然底，且最特征底的产物，而加以观察的。

然而农业也并不缩小美洲的原始种族的生活上的协作的范围。决不的！纵使和农业的发生一同，社会底狩猎会失掉那重要性到或一程度，然而土地的开垦，却为协作另行创造了新的，而且非常广泛的领域。在美洲印地安那里，土地由农业劳动之担当者的女人们的共力而被开垦（或者，至少，是在被开垦了）。这个指示，在拉斐多那里已经可以看见。 [Moeurs des Sauvages Ⅱ，77，参照海克威理兑尔的——Histoire des Indiens，etc.p.233.] 现代的亚美利加的人种学，关于这点，已不留丝毫的疑义了，来引用上文引证过的波惠勒的研究——“The Wyandot Government”罢。“土地的开垦，在他们那里，是社会底的，——波惠勒说，——就是，一切适于劳动的女人们，从事于各个家族的土地的开垦。” [土地并非成为个别底的家族的财产，不过为他们所利用而已，这是由氏族会议分给他们的，将这事附说于此，恐怕已是多事了罢，顺便说一句，那会议，是由女人们所成立的。Powell，ibid.p.65。] 我是还能够引许多例，来证示社会底劳动在世界别的各部分的原始民族的生活上的重要的意义的。但纸面的不足，却使我只得引证了行于纽西兰的土人之间的社会底捕渔就完事。

纽西兰的土人们，借全血族结合所结合的力，制作数千英尺之长的渔网，而且为了氏族的全成员的利益，来利用它。“相互扶助的这体系——波尔略克说，——想来是定基于他们的全原始底社会构成之上，而从天地创造（from the creation）就存在，直到我们的时代的。”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New—Zealanders， vol， Ⅱ. p.107.] 要给毕海尔所描写的野蛮生活的图画以批判底评价，我以为这就很够了。事实以十分的确信在显示，野蛮人那里，非如毕海尔所言，是“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却如站在N·I·治培尔以及M·M·珂瓦列夫斯基的立场的著作者们说过那样，仗着全——多少有点广泛的，——血族结合的结合了的力的生存竞争，而占优胜的。这结论，在关于艺术的我们的研究，非常地，而又非常地有益于我们。我们应该将这牢牢记住。

那么，往前去罢。人们的性质的全形姿，是自然底地，而又不可避底地，为他们的生活样式所规定的。倘若野蛮人那里，为“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所支配，则他们不消说，该是麦克斯·斯谛纳尔的有名的理想的化身似的，最完全的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了。毕海尔是理解他们为这样的人的。“支配着动物的生存维持，——他说，——一样地作为野蛮人的主要的本能底冲动而发现。这本能的活动，空间底地，是被限制于个别底的诸个人，时间底地，——则被限制于感到要求的一瞬息。换句话，就是野蛮人只在想自己的事，他又只在想现在的事。” [《四概要》七九页。]

我在这里，也不问这样的图画，是否合你的意，但要问事实和这不相矛盾么，或是如何。以我的意见——是全然相矛盾的。

第一、我们已经知道，虽在最低级的狩猎种族，也知从事贮蓄。这就在证明他们对于未来的顾虑，也未必是无关心的。况且即使他们并不贮蓄，但只此一端，怕也还不能说他们是只想现在的罢。为什么野蛮人在成功底的狩猎之后，也还保存着自己的武器呢？就因为他们想到关于未来的狩猎以及和敌手的未来的冲突的缘故。而蛮族的女人们，当由一处向别处的不绝的移动之际，负在自己的背上而去的囊呵！对于野蛮人的经济底先见之明，想有颇高的意见，虽是极其表面底的，但只要知道这些囊子的内容，就很够了。那里面，是什么都有的！你在那里会发见用以研碎食用植物的根的扁平石块，用以切碎东西的石英的碎片，枪的石锋，预备的石斧，更格卢的腱所做的绳，袋鼠的毛皮，各种粘土的颜料，树皮，烧肉的一片，沿途所采的果实和植物的根的罢。 [可参照 Ratzel ·Völkerkunde，I Band，S.320—321.] 这就是全部经济！倘使野蛮人并不想到明天，他为什么要使自己的妻背着一切这些物件走呢？自然，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澳洲的女土人的经济，是可怜得很，然而，一切，是相对底的，如在历史通体上一样，部分底地，则在经济的历史上也如此。

但是，当此之际，于我兴味较多的，是问题的心理底方面。

因为在原始社会里，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决不作为专主底的事而出现的缘故，所以即使野蛮人完全不是毕海尔所想象那样的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也无足怪的。这事，从最足相信的观察者的最确的证言来看，就很分明。举出那两三个明显的例子在下面。

“就食料而言，——蔼连赖息叙述皤多库陀道，——在他们那里，是行着最严紧的共产主义的。获物被分配于氏族的全成员间，恰如他们所得的馈赠也全然如此一样，纵使那时各成员只领到极少的一点。” [Ueber die Botocudos der brasilischen Provinzen Espiritu Santo und Monos Geaes，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Band XIX， S.31.] 在遏斯吉摩那里，我们也看见一样的事，在他们那里，据克柳却克的话，则贮藏的食料和其他的动产，是成着一种共有财产似的东西的。“在阵营内，只要有一片肉，那也为大家所公有，而当分配之际，则一切人们都被顾及，尤其是病人和无子的寡妇。” [Als Eskimo unter den Eskimos von H.Klutschak.Wien Pest， Leipzig 1881， S，233.] 克柳却克的这证言，和将遏斯吉摩的生活，特加衬托为极近于共产主义的别一个遏斯吉摩研究者克朗支的更早的证言，是又全相一致的。携了好的获物归家的狩猎者，一定和别的人们剖分，而首先是和贫穷的寡妇。 [Kranz， Historie von Grönland，1770， B·I， S.222.] 各个遏斯吉摩，大都很知道自己的家系。而这知识，是给贫困者以大利益的。为什么呢，因为谁也不以自己的贫穷的亲属为羞，所以无论谁，只要证明任何富裕者和自己之间的虽是非常之远的血族关系，也就不至于缺乏食物了。 [L.C.，B.I，S.291.]

最近的亚美利加的人种学者，例如波亚斯，也指摘着遏斯吉摩的这性质。 [Franz Boas. The Central Eskimo， Sixth Annual Repe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 p.564，582.]

在先前，研究者写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的澳洲的土人，经对于他们的详细的研究之后，在全然别样的光中出现了。烈多尔诺说，在他们那里——在血族结合的范围内——是一切物品，属于一切人们的。 [L’ Evolution de la Propriété， Paris1889， p.p.36，49.] 这命题，不消说，只可以cum grano salis（打些折扣）地认取，为什么呢，因为在澳洲的土人那里，已有私有财产的不可疑的端绪了。然而从私有财产的端绪，到毕海尔所说的个人主义，是还很辽远的。

而且那烈多尔诺，还据了法益生和辉忒的话，详细地叙述着施行于或一澳洲种族之间的关于分配获物的规则。 [L.C.，p.p.41—46.]

和氏族制度关联紧密的这些的规则，由其存在，即在显示澳洲的血族结合的各个成员的获物，并未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假使澳洲的土人，是专从事于“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的个人主义者，则获物必将成为各个成员的无限制的私有财产了。

低级的狩猎人的社会底本能，有时会生出在欧洲人，是颇为意外的结果。就是，一个薄墟曼从任何农人或牧人那里，偷到了一头以至数头的家畜的时候，则别的一切薄墟曼，普通都以为有参加为这种勇敢的冒险而设的酒宴的权利的。 [Lichtenstein Reisen，Ⅱ，338.]

原始共产主义底本能，是在文化底发展较高的阶段上，也被保存得颇久的。现代的亚美利加的人种学者，将美洲印地安描写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所已曾引用了的北美人种学协会的会长波惠勒也尝断言，在美洲印地安那里，一切财产（all property）属于氏族（gens or clan），而那最为重要种类的食料——则无论如何（by no means），不归各个人以及家族的特殊底的处置。狩猎时所杀的动物的肉，在各种的种族里，是照了各种的规则来分配的。但在实际上，一切这些种种规则之所归结之处，一样地是获物的平等底分配。

饥饿的印地安要受布施，即使积蓄怎样少（在施与者那里），又即使对于未来的希望怎样坏，只是求乞，也足够了。 [Indian Linguistic Families，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p.34. 在这里，再附记一件事，据玛蒂尔达·司提芬生的意见，则在美洲印第安那里，当分配获物之际，强者是并不比弱者有什么优越的。] 而且要注意：受施者的权利，当此之际，是不限于一血族结合内或一种族内的。“最初是置基础于血族结合上的权利，但后来扩大为较广的范围，于是转化到全无限制的款待了。” [Powell. Op. cit.，p.34.] 从陀尔绥的话，我们知道，渥茅族的印地安那里有许多麦，而反之，磅卡族或抛尼族觉得不够的时候，前者便将自己的贮蓄分配给后者，渥茅族那里麦有不足的时候，抛尼族和磅卡族也做同样的事。 [Omaha Soliology，by Owen Dorse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Ethnology，p.274.] 这种可以称赞的习惯，是老拉斐多也已经指点了的，那时候，他还正当地添说道，“欧洲人并不这样做。” [Lafitan， Moeurs des Sauvages，T.Ⅱ，p.91.]

关于南美洲的印地安，则指出玛乔斯和望·覃·斯泰南来就够了。据前一人的话，在巴西的印地安那里，是由共同体的多数成员的结合了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形成着这些成员的共有财产，但据后一人的话——则他所曾经大加研究的巴西的跋卡黎族，是将狩猎或打渔所得的获物，恰如一家族似的不绝地互相分配而生活的。 [Von—den—Steinen， Unter den Naturvolkern Zentral—Brasiliens，S.67—68. Marzius， Von den Rechtzustande unter Ureinwohnern—Brasiliens，S.35.] 在皤罗罗族那里，杀了虎的狩猎者，是招集了别的狩猎者们，和他们共啖死兽的肉，那皮和齿，则送给和共同体中最近时死亡了的成员有最近的关系者。 [Ven—den—Steinen，ibid.，S.491.]

在南美洲的印地安那里，狩猎者没有自己任意地处分自己的获物的权利，必须和别的人们同分。 [Lichtenstein， Reisen，Ⅰ.444.] 他们中的一人屠一公牛时，几乎一切邻人都聚到他那里去，而且一直坐到吃完所有的肉。连“国王”也遵这习惯，很有耐性地款待自己的臣民。 [L. c，Ⅰ，450.] 欧洲人并不这样做，——我来复述拉斐多的所说罢！

我们已经由蔼连赖息的话，知道皤多库陀得到什么馈赠的时候，他便将这分给自己的氏族的一切的成员。达尔文关于火岛的土人， [Journal of Researches， etc， p.242.] 力锡典斯坦因关于南美洲的原始民族，也说着和这一样的事。据这最后一人的话，则不将自己的馈赠品，分给别的人们者，在那地方，是要受最侮辱底的轻蔑的。 [Reisen， Ⅰ. S.450.] 萨拉辛将银币给与一个韦陀族人时，他取自己的斧，装作将这细细砍碎的样子，在这表现底的手势之后，他便讨乞再给他别的银币，使他可以也分给另外的人们。 [Die Weddas von Ceylon， S.560.] 培乔安人的王谟里额凡格，曾向力锡典斯坦因的同伴之一，请求秘密地给他赠品，因为倘不然，黑人王便非将这和自己的臣民共分不可的。 [Lichtensteinibid， Ⅱ， S. S.479—480.] 诺尔覃希勒特说，当访问焦克谛族时，这种族中的一个少年得到一块白糖的时候，这美味就立刻从一人的嘴向别人的嘴移转过去了。 [Die Umsegelung Asiens and der vega， Leipzig 1882， Ⅱ Band， S.139.]

已经很够了，说野蛮人只在想自己的事的时候，毕海尔是犯着大大的错误的。现代的人种学之所有的经验底材料，关于这点，已不留些微的疑义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从事实移到假定，并且这样地来问自己道，连火和武器的使用也还未知道那样，离我们非常之远的时代的，我们的野蛮的祖先的相互关系，应当怎样地来想象呢？我们有什么根据，可以设想为在这时代，个人主义在支配着，而且各个人的生存，那时毫不因社会底共同而轻减呢？

在我，却以为可以这样设想的我们，是什么根据也没有的。我所知道的关于旧世界的猿类的习性的一切，使我以为我们的祖先虽在他们还仅是“类似”人类的时代，也已经是社会底动物。蔼思披那斯说：“猿群和别的动物群之不同，第一、是因为各个之间的相互扶助或那成员的共同，第二是——因为一切个体，虽是雄的，也都从属或服从那顾虑着一般底幸福的指导者。” [Les société Animals，deuxiéme édition， Paris 1878， p.502.] 这已经就是在完全的意义上的社会底结合了。

诚然，大类人猿，对于社会底生活似乎并无大倾向。然而称它们为完全的个人主义者，也还是不可能的。它们之中的有一些，往往聚在一处，叩空树而合唱。条·沙留曾经遇见八头至十头的戈理拉群，一百至一百五十头所成的长臂猿的群，是人所知道的。如果乌兰丹是成着个别底的小家族而生活着的，则我们当此之际，应该念及这动物的生存的特殊底的条件。类人猿现今是在不能继续生存竞争的状态中了。他们正在绝灭下去，正在减少下去，所以，——如托毕那尔竟正当地指出了那样，——它们现在的生活样式，毫不能给我们以关于它们先前是怎样地生活了的什么概念。 [L’Anthropologie et la Sciences Sociale， Paris 1900， p.p.122—123.]

总之，达尔文是确信我们的类人猿底祖先，是成着社会而生活的， [The Descent of Man，1883，p.502.] 而我也不知道有一个证据，能使我们认定这确信为错误。但倘若我们的类人猿底祖先，果是成着社会而生活了的，则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最远的动物底发达的、怎样的瞬间呢，而且什么缘故，他们的社会底本能，非将那地位让给好象为原始人所特有的个人主义不可了呢？我不知道。毕海尔也不知道。至少，关于这事，他完全没有将什么告诉我们。

所以，他的见解，我们是见得用事实底的材料，或由假定底的考察，都一样地不能确证的。

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

经济怎样地从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而发达了的呢？关于这事，若依毕海尔的意见，则我们在今日几乎不能构成什么概念。但倘将食料的搜索，太初并非个人底，乃是社会底的事，放在考虑里，那么，我想，我们才能构成这样的概念。人们在太初，象社会底动物的“搜索”食料一样，“搜索了”食料，就是，多少有些广泛的团体的结合了的力，向了太初自然所完成了的产物的领有了。我于前一信里，引在上面了的耶尔，正当地取了特·略·什罗涅尔的话，说道，内格黎多举全氏族以赴狩猎的时候，他们令人想起企图着猛烈的袭击的乌兰丹猿群来。阿卡族的毕格眉人之凭了结合的力以行上述的掠夺农场时，也令人想起同样的袭击。倘若可以算是在经济之下的人们的协同底的活动，则惟这向于生活资料之获得的这样的袭击，正应该是经济底活动的最太初底的形式之一了。

生活资料之获得的太初底的形式，是自然所完成了的产物之采取。 [“Das Sammelvolk und nicht das Jägervelk müsste danach an den untern Ende einer wirtschaftlichen Stufenleiter der Menschheit stehen”——般柯夫正当地在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Band XXX， No.3.S.162上说。萨拉辛也有同样的见解。据他们的意见，则狩猎是惟在比较地高的发达阶段上，作为重要的食料获得的手段而出现的。Die weddas，s.401.] 这采取的事，不消说，被区分为几类，打渔和狩猎，便是其一。采取之后，乃有生产，有时候——例如我们在原始农业的历史上之所见那样——和几乎眼不能见的推移的一系列，联结起来。农业是——虽是最原始底——不消说，已经有着经济底活动的一切的特征的。 [经济底活动的特征，同样地在澳洲土人的或一种习惯之中，也可以看见。这也证明着他们也在想到未来。在他们那里，将那果实为他们所食的植物，连根拔取；蛋为他们所食的鸟巢，加以毁坏，是都被禁止的。Ratzel，Anthropo—Geographie，I，348.]

但因为太初土地的开垦，由血族结合的共同之力而施行者最多，所以在这里，就有很好的例子，为你明示原始人从自己的食人祖先作为遗产而继承了的社会底本能，能够在他的经济底活动之中，看出那广泛的适用是怎样。这些本能的后来的运命，是被人们居于——不绝地在变动的——这活动上，或如马克斯所说，则居于自己的生活的生产过程上的相互关系所决定了。一切这事，是自然到不能更加自然的。所以我不能懂得，发展的自然底的行程的不可解的方面，是在那里。

但是，请等一等罢。

据毕海尔，则困难是在下面的事。“假定如下，是颇为自然的罢，——他说，——就是，这变革（从食料的个人底的搜索到经济的推移），是开始于为了直接使用而起的自然产物的简单的领有之处，发生了向于较远的目的的生产，有着意识底的目的的使用体力的劳动，占了诸器官的本能底的活动的地位的时候的，然而，纵使设定了这样的纯理论底的命题，而我们之所得，盖仍然殊少。出现于原始民族那里的劳动，是颇为漠然的现象。我们愈接近那发达的始发点去。则它在那形式上，又在那内容上，便也都愈近于游戏” [《四概要》九二至九三页。]

就这样，有妨于懂得从食料的单纯的搜索到经济底活动的推移的障碍，即在劳动和游戏之间，不能容易地划出界线。

关于劳动对于游戏的——或者要这样说，则曰游戏对于劳动的——关系的问题的解决，于究明艺术的起源上，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希望你用心倾听，努力研寻于毕海尔就此而言的一切。使他自己来述自己的见解罢。

“人类当脱离食料的单纯的搜索的范围时，想来也是被见于各种高等动物的一样的诸本能，尤其是模仿的本能和对于一切经验的本能底倾向所鼓舞的。例如家畜的饲养，非从有用动物，而从人类只为满足自己而饲养者开端。工艺的发达则分明无论那里，都始于彩涂身体，文身，身体各部分的穿孔或毁伤，后来逐渐成为装饰品、假面、木版画、画文字，等等的制作……。这样，而技术底熟练，由游戏而完成，并且不过是逐渐底地至于得到了有益的适用。所以先前所采用的发展阶段的次序，是应该用正相反对的东西来代换的，就是，游戏古于劳动，艺术古于有用的对象的生产。” [《四概要》九三至九四页。]

你听，游戏古于劳动，艺术古于有益的对象的生产云。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希望注意甚深地以对毕海尔的话〔之故〕了，凡那些，于我所正在拥护的历史理论，是有最接近的关系的。倘若在事实上，游戏比劳动古，又倘若在事实上，艺术比有用的对象的生产古，则历史的唯物论底解释，至少在《资本论》的作者所给与的那形式上，该将禁不起事实的批判，我的一切论议，因此也就非下文似的改正不可，就是，我应该不讲艺术依附于经济，而讲经济依附于艺术了。但是，毕海尔是对的么？

最初，先来检讨就游戏而言的事，关于艺术，则到后来再说罢。

据斯宾塞，则游戏的为主的特殊底的特征，是对于维持生活所必要的历程，直接地是并不加以作用的那事情。游戏者的活动，并不追求一定的功利底的目的。诚然，由游戏所致的运动的诸器官的练习，于正在游戏的个人有益，一样地于全种族，到底也是有益的。然而，练习也不被追求功利底的目的的活动所排除。问题并不在练习上，乃在功利底的活动，于练习和由此所获的满足之外，还引向什么实际的目的——譬如得到食料的目的——的达成，而游戏却相反，欠缺着这样的目的的事。猫捕鼠时，它于练习它的诸器官而得的满足之外，还收到美味的食物，但当同是这猫在追逐滚在地板上的线团时，他却除了由游戏所致的满足而外，一无所得。然而，倘若这是如此的，那么，这样的无目的的活动，怎么会发生了的呢？

对于这个，斯宾塞怎样地回答，是大都知道的。在下等动物，有机体的全力，尽被支出于维持生活所必要的行为的实现。下等动物，是只知道功利底的活动的。但在动物底阶段的较高的阶段，事态就早不如此。在这里，全部的力，不被功利底的活动所并吞。作为较好的营养的结果，在有机体中，蓄积着正在寻求出路的一种力的余剩，而动物游戏的时候，——即正是在依照这要求。游戏者，是人工底的力的练习。 [可参照《心理学的基础》，圣彼得堡，一八七六年，第四卷，三三〇页及以下。]

这样的，是游戏的起源。但那内容，是怎样的呢？倘以为动物之于游戏，是在练习自己的力的，则为什么或种动物，将这用或种特定的这模样地，而别的动物——不是这模样地，来练习的呢，为什么在种类不同的动物之间，特有不同的游戏的呢？

据斯宾塞的话，则肉食动物分明示给我们，它们的游戏，是由模拟狩猎和模拟争斗而成的。那全体，除了“追蹑获物的戏曲底扮演，即在欠缺那现实底的满足之际的，破坏底本能的观念底的满足之外，什么”也没有。 [可参照《心理学的基础》，圣彼得堡，一八七六年，第四卷，三三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动物的游戏，为借其佐助而它们的生活得以维持的活动所规定的意思。那么，什么先于什么呢，游戏——先于功利底的活动，还是功利底的活动——先于游戏呢？功利底的活动先于游戏，前者更“古”于后者，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们在人们中，又看见什么？儿童的“游戏”玩傀儡，扮主客，以及其他——是成年者的活动的戏曲底扮演。 [同上，同页。] 然而成年者在自己的活动上，又在追求着怎样的目的呢？最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追求着功利底的目的的。这就是在人类中，也是追求功利底的目的的活动，换言之，即维持个人和社会全体的生活所必要的活动，先于游戏，且又规定其内容的意思。象这样的，便是从斯宾塞的关于游戏之所说，论理底地生发出来的结论。

这论理底的结论，和威廉·洪德对于同一对象的见解，是全然一致的。

“游戏是劳动的孩子，——有名的心理、生理学者说。——这是自明的事，在时间底地先行的认真的勤劳的任何形式中，没有本身的模型的那样游戏，是任何形态也不存在的。盖生活底必然性，是强制劳动的，而人在劳动中，逐渐领会了将自己之力的实际底的行使，看作满足的事。” [Ethik， Stuttgart 1886，S.145.]

游戏，是由于要将力的实际底行使所得的满足，再来经验一回的冲动而产生的。所以力的蓄积愈大，游戏冲动就也愈大，但不消说，这以外，是在一样的条件之下的。比相信这个更容易的事，再也没有了。

在这里，也和在各处相同，我将举了例子，来证明而且说明自己的思想。 [“So sprachen sie von einem Affentanz， einem Faultiertanz， einem Vogeltanz u.s.w.”Schomburg， Reisen in British Guiana， Leipzig 1847， erster Teil S.154.]

如大家所知道，野蛮人在自己们的跳舞中，往往再现各种动物的运动。借什么来说明这事呢？除了要将狩猎之际，由力的行使所得的满足，再来经验一回的冲动以外，更无什么东西了。看看遏斯吉摩的狩猎海豹罢，他爬近它去，他象海豹的昂着头照样地，竭力抬了头，他模仿它一切的举动，待到悄悄地接近了它们之后，才下狙击的决心， [参照克朗支的Historie von Grönland，I，207.] 模仿动物的态度的事，是这样地成着狩猎的最本质底的部分的。所以狩猎者发生欲望，要再来经验狩猎中由力的行使所得的满足的时候，则重复模仿动物的态度，于是遂创造了自己的独创底的狩猎人的跳舞，是不足为异的。然而当此之际，跳舞即游戏的性质，是被什么所规定的呢？是被认真的勤劳，即狩猎的性质所规定的。游戏是劳动的孩子，后者时间底地一定不得不较前者先行。

别的例。望·覃·斯泰南在巴西的一个种族那里，曾经见了用震撼底的演剧手段，来描写负伤了的战士之死的跳舞。 [Unter den Naturvölkern Brasiliens， S.324.] 你以为怎样，这之际，什么先于什么呢，战争先于跳舞，还是跳舞先于战争呢？我想，是最初有了战争，后来才发生了描写战争的各种光景的跳舞，最初有了由在战场上受伤的他的战友之死，惹起于野蛮人的内部的印象，而后来乃发现将这印象，由跳舞来再现的冲动，倘若我是对的，——但我自信是对的，——则我在这里，也有十足的根据来说，追求功利底的目的的活动，古于游戏，所以游戏是它的孩子。

毕海尔会说，战争和狩猎，在原始人，都是娱乐，即游戏，而不是劳动，也未可料的。但是，说这样的话者，乃是玩弄言词的人。在低级的狩猎种族所站的那发展阶级上，为了维持狩猎人的生存，又为了他的自卫，狩猎和战争都是必要不可缺的活动。那两者之一，都全然在追求一定的功利底的目的，所以将两者和正以欠缺这样的目的为特色的游戏看作一律，是惟有太甚而且几乎是意识底的用语的滥用，这才可能。不独此也，野蛮生活的研究者，还说是野蛮人决不为了单单的满足而行狩猎云。 [“The Indian never hunted game for spert.” Dorsey， Omaha Sociology， Third annual Repert， p.267. 海尔瓦勒特的 “Die Jagd ist aber zugleich an und für sich Arbeit eine Anspannung physischer Kräfte und dass sie als Arbeit nicht etwas als vergnüger von den wirklichen Jagdstämmen aufgefasst wird， darüber sind wire rst kürzlich belehrt worden.” Kulturgeschichte， Augsburg 1876，Ⅰ， S.109.]

但是，来举关于我在拥护的见解之正确，早没有什么疑惑的余地的第三个例子罢。

在先，我将社会底劳动在和狩猎一同，也在从事农业的原始民族的生活上的重大的意义，加以指摘了。现在我希望你注意于南明大瑙的土人种族之一——排戈皤斯族那里，行着社会底的开垦的事。在他们那里，男女都从事于农业。种稻之日，男人们和女人们从早晨聚在一处，开手工作。男人们走在先头，并且跳舞着将铁的踏锹插入地里去。此后跟着女人们，将稻种抛入男人们所挖的洼中，于是用土盖在那上面。一切这些，都做得认真而且隆重的。 [Die Bewohner von Süd—Mindanao und der Insel Samal; ron Al. Schadenberg—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Band ⅩⅦ， S.19.]

在这里，我们看见游戏（跳舞）和劳动的综合。然而这综合，并没有遮蔽了现象间的真关系。倘若你并不以为排戈皤斯族太初为了娱乐，将自己的踏锹插入地里去，播上稻种，到后来才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来动手开垦土地，则你就不得不承认当此之际，劳动古于游戏，游戏之在排戈皤斯族那里，是由施行播种的那特殊的条件所产出了的。游戏——是时间底地比它先行的劳动的孩子呀。

请你注意在一样的时会，跳舞这事本身，乃是劳动者的动作的单纯的再现的事罢。我引用毕海尔自己，来作这的证明罢，他在自己的著作“Arbeit und Rhythmus”（劳动和韵律）里，这样地在说，“原始民族的许多跳舞，那本身不过是一定的生产底行为的意识底的模仿。所以当这模仿底描写之际，劳动是必然底地应该先行于跳舞的。” [Arbeit und Rhythmus，s.79.] 我完全不解毕海尔为什么到后来会断定了游戏更古于劳动。

大概可以并无一切夸张地说，“Arbeit und Rhythmus”是用了那全内容，将我正在分析的毕海尔关于游戏和艺术之对于劳动的见解，完全地而且出色地推翻了。为什么毕海尔自己，没有觉到这分明的矛盾的呢，只好出惊。

想来他是被近时锡闪大学的教授凯尔·格罗斯 [在 Die spiele der Tiere 这著作里。Jena 1896.] 所贡献于学界的那游戏说，引进胡涂里去了的。所以知道格罗斯的学说，在我们也不为无益罢。

据格罗斯的意见，则以游戏为过剩之力的发现的见解，未必能由事实来实证的。小狗互相游戏，直到完全疲劳，而在并非力的过剩，不过恢复了略足再来游戏的力的分量的最短的休息之后，便又游戏起来。我们的孩子们也一样，即使他们，譬如因长时间的散步而非常疲乏了，但游戏一开始，他们就立刻忘掉了疲劳。他们并不以长时间的休息和过剩的力的蓄积为必要，“是本能使他们，倘若形象底地来表现，则不但杯子洋溢的时候，即使其中几乎只有一滴的时候，也省悟到活动的。” [Die spiele der Tiere，S.18.] 力的过剩，不是游戏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而仅是于它极幸福的条件罢了。

然而即使那并不这样的，斯宾塞说（格罗斯称之为希勒垒尔·斯宾塞说）也还是不够的罢。它想给我们说明游戏的生理学底意义，但将那生物学底意义，却没有说明。然而它的这意义，是极广大的。游戏，尤其是年青的动物的游戏，全有一定的生物学底目的。无论在人类，在动物，年青的个体的游戏，乃是有益于个别底的个体或全种族的性质的练习。 [上揭书，一九至二〇页。] 游戏使年青的动物准备，以向它未来的生活活动。然而正因为那是准备年青的动物以向它未来的活动的，所以那就较这活动为先行，而且也因此格罗斯不想承认游戏是劳动的孩子，他反而说，劳动是游戏的孩子了。 [上揭书，一二五页。]

如你所见，这和我们在毕海尔那里所遇见的，是完全一样的见解。所以我所已经讲过的关于劳动之对于游戏的真的关系之处，也全部适合于他的。然而格罗斯是从别一面接近问题去的，他首先并不以成年者而以儿童为问题。假使我们也如格罗斯一样，从这观点来观察它，那么，问题之显现于我们者，是怎样的情形呢？

再举例罢。耶尔说，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borigines of Australia，P.228.] 澳洲的土人的孩子，常作战争游戏。而且这样的游戏，很为成年者所奖励，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使未来的战士的机敏会发达起来的。我们于北美的印地安，也见到一样的例子，在他们那里，有时是几百个儿童，在有经验的战士的指挥之下，参加着这种的游戏。据凯忒林的话，则这种游戏，是成为印地安的养育体系的实质底的一肢体的。 [Geo. Catlin， Letters and notes on the Manners， Customs and Condi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I，131.] 现在，在我们之前，有着格罗斯之所谓年青的个体向于未来的生活活动之准备的分明的际会了。但这际会，是肯定他的所说的么？也是的，而也并不！我所举的原始民族的“养育体系”，是显示着在个人的生活上，则战争的游戏，先行于向战争的现实底的参加。 [L，evourneau， L’evolution littéraire dans les diverses races humaines， Paris，1894，P.34.] 所以格罗斯便是对的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游戏确是古于功利底的活动。然而为什么在上述的民族那里，设定了战争游戏占着那么大的地位这样的养育体系的呢？为的什么，是明明白白的，就因为在他们那里，得到从孩子时候起，就惯于各种军事底训练的，准备很好的战士，是极为必要的缘故，这意思，便是从社会（氏族）的观点来看，事态即显了全然别种的趣旨，在最初——有真的战争和因此而造成的好战士的要求，其次——有为了使这要求得以满足的战争的游戏，换了话说，便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功利底的活动，古于游戏的。

别的例子。澳洲的女土人在跳舞里面，从中描写着她从地里掘起食用植物的根来的处所。 [“Another favourite amusement among the children is to practise the dances and songs of the adults.”Eyre， Op.cit.p.227.] 她的女儿看见这跳舞，于是照着儿童所特有的向模仿的冲动，她就再现自己的母亲的举动。 [“Les jeux des petits sont l’imitation du travail des grands.”Dernier Journal du docteur David Livingston，T.Ⅱ，p.267。“少女们最喜欢模仿母亲的劳动而游戏。他们的兄弟的玩具……是小小的弓箭。”（大辟特及查理斯·理文斯敦的山培什研究。）“The amusements of the natives are various but they generally have a reference to their future occupations.”Eyre，P.227.] 她在还未到真去从事于食料之采取的年龄，做着这。所以在她的生活上，掘根的游戏（跳舞）是较现实的掘根为先行，在她，游戏是较古于劳动。但在社会的生活上，则现实底的掘根，不消说，就先行于成年者的跳舞和在儿童的游戏上的这历程的再现了。因此之故，在社会的生活上，是劳动古于游戏的。 [“这些游戏，是作为后来的劳动的精确的模仿而显现着的。”Klutschak， op. cit，S.222.] 想来这是全然明白的。但倘若这是全然明白的事，则剩在我们这里的，只有向自己这样地问，经济学者和一般从事于社会科学的人们，应该从怎样的观点，来观察劳动对于游戏的关系的问题呢？我以为当此之际，回答也是明白的。从事于社会科学的人们，将这问题——发生于这科学的圈内的别的一切问题也一样，——从社会的观点以外来观察，是不行的。不行的理由，就因为仗了站在社会的观点上，我们才能够较容易地发见在个人的生活中，游戏先于劳动而出现的原因的缘故，倘若我们不出个人的观点以上，那么，我们对于他的生活中为什么游戏先于劳动而出现的事，他为什么做着正是特定的这，而非这以外的东西的游戏的事，将都不能懂得了。

在生物学上，这事也一样地对，但将“社会”的概念，在那里，换为“种族”（严密地说——种）的概念，是必要的。倘若游戏是在尽准备年青的个体向未来的生活底任务之职的，那就明明白白，在最初，种的发展在他面前设定了要求一定的活动的一定的任务，其次，作为这任务的现存的结果，而现出和这任务所要求的诸特质相应的，在诸个体的淘汰和幼年少年期上的养育来。在这里，游戏也不出于劳动的孩子，不出于功利底的活动的机能。

人类和动物之间所存的差异，这之际，只在继承下来的本能的发达，在他的养育上，较之在动物的养育上演着小得很多的脚色。虎之子，是作为肉食动物而生下来的，但人类并不作为猎人，农人，军人，商人而产生，他在围绕他的条件的影响之下，成为这个或别个。而且这事，无论男女都是这样的。澳洲的少女，并非生来就本能底地带着对于从地里掘出根来或和这相类的经济的劳动的冲动。这冲动，乃由她里面的向模仿的倾向所产出，就是她竭力要在自己的游戏里，再现出自己的母亲的劳动来。然而为什么她不模仿父亲，却是母亲呢？这是因为她之所属的社会，男女之间，已经确立着分工的缘故。所以这原因，也并不在诸个人的本能之中，而是横在围绕他们的社会底环境之中的。但是，社会底环境的意义愈大，则抛掉社会的观点，象毕海尔论游戏对于劳动的关系时候之所为那样，站在个人的观点上的事，也愈加难以容许了。

格罗斯说，斯宾塞说忽略了游戏的生物学底意义。能够以大得多的权利，来说格罗斯自己，是遗漏着那社会学底意义的。固然，这遗漏，在供献给人类的游戏的他的著述的第二部里，也许会加以订正。男女之间的分工，给与了由新观点，来观察毕海尔的议论的动机。他将成年的野蛮人的劳动，作为娱乐而描写着。这不消说，即此一点，也是错的，在野蛮人，狩猎不是竞技，乃是维持生活所必要的认真的劳作。

毕海尔自己完全正当地这样说，“野蛮人往往苦于厉害的穷乏，成为他们的衣服全体的带子，在他们，其实是用以作德国的下层人民所称为“Schmachtriemen”这东西，就是为了要缓和苦恼他们的饥饿，以此紧束腹部的东西的。” [《四概要》七七页。] 虽在“往往”（据毕海尔自己所承认）发生这些事之际，野蛮人竟还是作为竞技者，不因苦恼的必然，却为了娱乐，而去狩猎的么？由力锡典斯坦因，我们知道薄墟曼几天没有食料的事，往往有之。这样的饥饿的期间，当然是必至底的食料搜索的期间。这搜索，竟也是娱乐么？北美洲的印地安，在恰值久不遇见野牛，饿死来威吓他们那时候，就跳自己的“野牛舞。”跳舞一直继续到野牛的出现。 [Catlin. Op. cit.，Ⅰ，127.] 那出现，印地安是当作和跳舞有因果关系的。为什么在他们的脑里，会发生了关于这样的关系的表象的呢，这一个此时和我们没有关系的问题，姑且不谈，我们可以用了确信来说，当此之际，“野牛舞”以及和动物的出现同时开手的狩猎，都不能看作游戏。在这里，跳舞本身，是作为追求功利底的目的，同时也作为和印地安的主要的生活活动紧密地相联结的活动而出现的。 [在毕海尔，以为原始人是能不劳动而生活了的。“无疑地，——他说，——人类在不能测知的时代的经过中，能够不劳动而生活了，而且如果他愿意，则虽是现在，在这地球上，也还不难寻到从他这面支出极少的努力，而西谷米，香蕉，面包果树，科科，椰子和枣椰子就会许他生存的地方。”（《四概要》七二至七三页。）倘若毕海尔在不能测知的时代之下，是“人类”刚被组织化为特殊的动物种（或是科）的时代的意思，那么，我要说，当时我们的祖先，是不下于类人猿地“劳动了”的，关于这事，我们毫无什么权利，可以说在他们的生活上，游戏比维持生存所必要的活动，占着更大的地位。倘就仅支出最小的努力，便可保人类的生存似的或种特殊的地理底条件而言，则在这里也决不应当夸张的。热带地方的华丽的自然，要求人类的劳力，决不较温带的自然为少。蔼连赖息还至于说，这样的劳力的量，在热带地方，更大于温带地方云。（Ueber die Botocudos，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B.XIX，S.27.）不消说，在栽培食用植物之际，则热带地方的肥沃的土壤，是很能轻减人类的劳动的，然而这样的栽培，惟在文化底发展的比较地高的阶段上，这才开始起来。]

往前进罢。看一看我们的疑问的竞技者的妻罢！行军的时候，她搬运重担，掘起根来，搭小屋、生火、鞣毛皮、编篮、以后也从事于土地的开垦。 [“The principal occupation of the women in this village consists in procuring wood and water，in cooking，dressing robes and other skins， in drying meat and wild fruit and raising corn.”Catlin， op.cit.，I，121.] 一切这些，都不是劳动，而是游戏么？据F·普列司各得的话，则印度的达科泰族的男人，夏季每天劳动不到一小时以上，如果愿意，这就可以称之为娱乐。然而在一年的同一时期中，同一种族的女人，每天却劳动到约六小时，在这里，就难以假定我们的问题是在“游戏”了。但到冬季，夫妻便都非比夏季更加劳动不可，那时男人劳动约六小时，女人约十小时。 [Schoolcraft， Historical etc. Information， partⅢ，p.235.]

在这里，早已全然而且断然地不能谈到“游戏”了。在这里，我们已经Sans phrase（没有文词）地惟劳动算是问题，而且即使这劳动比起文明社会的劳动者的劳动来，为无兴味，且少疲劳，然而并不因此而失其为全然是一定的形式的经济底活动。

就这样，由格罗斯所假定了的游戏说，也无以救助我所正在分析的毕海尔的命题。劳动古于游戏，和父母之古于孩子，社会之古于各个的成员是一样程度的。

但既经说起了游戏，我还应该使你的注意，向一部分已为你所知道的毕海尔的一个命题去。

据他的意见，则在人类发展的最早的阶段，文化底获得之从氏族传给氏族的事，是没有的。 [《四概要》八七页及以下。] 而且这事情，就从野蛮人的生活上，夺去了经济的最本质底的特征。 [同上，九一页。] 然而游戏倘若连格罗斯也以为是使原始社会中的幼小的个人，准备实行他们的未来的生活底任务的，则岂非明明白白，那是结合不同的时代，并且正成为扮演着从氏族向氏族传达文化底获得的脚色的联系之一的么？

毕海尔说，“最后者（原始人）对于努力制作殆及一年，而且于他盖一定值得绝大的努力的石斧，有特别的爱执的事，以及这斧之于他，象是他本身的存在的一部分的事，固然可以认到。但以为这贵重的财产，将作为遗产，移交于他的子孙，而且成为以后的进步的基础，却是错误的。”类似的对象，在关于“我的”和“你的”的概念的最初的发达上，给与着动机的事，是确实的，而指示着这些概念，仅联结于个人，和他一同消灭而去的观察，也多得不相上下。“财产是和生前是那个人底所有的所有者，一同埋下坟里去的（毕海尔的旁点。）这习惯，行于世界的一切部分，而那遗制，则在许多民族中，虽在他们的发展的文化时代也还遇见。” [《四概要》八八页。]

这事，不消说，是对的，然而，和物一同，从新制作这物的技能也就消灭的么？否，不消灭的。我们在低级的狩猎种族中，已经看见父母要将他们自己所获的一切技术底知识，努力传给孩子。“澳洲土人的儿子一会步行，父亲便带他去狩猎和打渔，教导他，讲给他种种的传说。” [Ratzel，Völkerkunbe，zweite Ausgabe，I Band，s.339. 夏甸培克关于飞猎滨的内格黎多，也说着相同的事，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B.XⅡ，S.136. 关于安大曼群岛居民的儿童养育，可看眉安的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Ⅶ，p.94. 倘相信爱弥耳 · 迭襄的话，则韦陀族是在这一般底的规则的例外的，他们似乎并不将使用武器的事，教给自己的孩子们（Carnet d’un voyageur. Au pays des Veddas，1892，p.p.369—370）。这是极难相信的证言。迭襄大抵不给人以那是周到的研究的印象。] 而澳洲土人在这里并非一个一般底的规则的例外。在北美洲的印地安那里，氏族（the clan）任命着特别的养育者，那职任，是在当幼小时，授以将来他们所必要的一切实际的智识。 [Powell，Indian Linguistic Families， Eleventh Annual Repert，p.35.] 科司族的土人那里，则十岁以上的一切儿童，都一同养育于首长的严峻的监督之下，那时候，男孩子学关于军事和狩猎，女孩子则学各种家庭底劳动。 [Lichtenstein， Reisen，I，425.] 这不是时代的活的联系么？这不是文化底获得之从氏族到氏族的传达么？

属于死者的物品，即使委实非常地屡屡终于在他的坟里失掉，但生产这些物品的技能，是从氏族传给氏族的，而这事，则较之物品本身的传达，更其重要得多。不消说，死者的财产消灭在他的坟墓里，是会使原始社会中的富的蓄积，至于迟缓起来。然而第一，如我们之所观察了的那样，那并不排除时代的活的连系，第二，是因为对于非常之多的对象的物品的存在，个人的财产大抵是极为微末的，那首先就是武器，但原始底的狩猎人，战士的武器，是非常密切地和他的个性一同成长，恰如他本身的延长一般，所以在别人，便是不很合用的物品。 [非常多数之中的一例，“Der Jäger darf sich keiner fremden Waffen bedienen； besonders behaupten diejenigen wilden， die mit dem Blasrohr schiessen， dass dieses Geschoss durch den Gebrauch eines Fremden verderben werde und geben es micht aus ihren Händen.”nartius， op.cit.，S.50.] 这就是和那死掉的所有者的同时底消灭，较之粗粗一看之所想，只是小得很远的社会底损失的原因。待到后来，和技术以及社会底富的发达一同，死者的所有物的消灭成为他的近亲的重大的损失的时候，那就渐被限制，或者将地位让给单是消灭的象征，而全被废弃了。 [可看烈多尔诺的 L’evolution de la propriété，p.418及以下。]

因为毕海尔否定着野蛮人的时代间的活的联系的缘故，所以他对于他们的父母底感情，极为怀疑，是无足怪的。

“最近的人种学者，——他说，——为要证明母性爱的力在一切文化底发展阶段上是共通的性质，曾倾注了许多的努力。其实，以为到处由多数的动物种以如此引动人心的形态，发现出来的这感情，在人类则独无的这种思想，在我们是难于承认的。但是，许多观察，却显示着亲子间的精神底联系，已经是文化的成果的事，以及在最低的阶段的民族中，为维持民族本身的存在起见的谋虑，强于别的一切精神运动的事，或者甚至于仅有这谋虑现存的事……。无限的利己主义的同样的性质，在许多原始民族当移住之际，将也许有妨于健康者的病人和老人，委之运命的自然，或遗弃于荒凉之处而去的残酷里，也显现着的。” [《四概要》八一至八二页。]

可惜的是毕海尔毫不举出什么事实来，以作自己的思想的确证，所以他在就怎样的观察而说，我们竟全不了然。因此我也只得以我自己所知道的观察为基础，来检讨他的所说。

澳洲的土人，是能以十足的根据，看作最低级的狩猎种族的。他们的文化底发展，等于无。所以称为父母底爱这种“文化底获得”，可以豫料为他们大概还没有知道。但是现实并不将这豫料化为正当。澳洲的土人，是热烈地爱自己的孩子，他们常常和他们游戏，并且爱抚他们的。 [Eyre， Op. cit.p.241.]

锡仑岛的韦陀族，也站在最低的发展阶段上。毕海尔将他们和薄墟曼一同，举为极端的野蛮的例子。但虽然如此，据丁南德所保证，则他们也“于自己的孩子们和血族很有挚爱的。” [Tennant， Ceylon，Ⅱ，445.（可参照Die Weddas von ceylon， von P. und F. Sarrasin，S.469.]

遏斯吉摩——这冰河时代的代表者——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们。” [D.Cranz， Historie von Grönland，B.I，S.213.可参照克柳却克的Als Eskimo unter den Eskimos，S.234.及波亚斯的上揭书，五六六页。]

关于南美洲印地安，对于自己的孩子们的大的爱，神甫休密拉已经说过了。 [Historie naturelle， civile et geographique de I’Orénoque， T.I，p.211.] 辉忒则以这为美洲印地安的最显著的性质。 [Die Indianer Nordomericas， Leipzig 1865，S.101.可参照玛蒂尔达·司提芬生的研究，给斯密司学会的亚美利加人种学会第十一回报告的The Siou。据司提芬生所说，则当食料不足之际，成年者是自己忍着饥饿，以养孩子们的。]

在非洲的黑人种族中，也可以指出不少因为对于自己的孩子的和善的顾虑，而唤起旅行家的注意的种族来。 [例如，可看锡瓦因孚德的关于野蛮人的所说之处，Au coeur de I’Afrique. T.I，p.210.]

他的错误，何自而来的呢？他是将颇为广行于野蛮人之间的杀害小儿和老人的习惯，不得当地解释了。不消说，从杀害小儿和老人的事，来判断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相互底亲爱的欠缺，一下子是觉得似乎极合于论理的。然而只是觉得，那又不过是一下子罢了。

在事实上，小儿杀害是很广行于非洲土人之间的。在一八六〇年，纳里那也黎族的新生小儿的三分之一，都被杀掉。生在已有小的孩子们的家族里的孩子，都被杀，一切病弱的，每年生的孩子，等等，也被杀。然而这也并非上述的种族的澳洲土人中，欠缺着父母底感情的意思。全然相反的，或一孩子一经决定留下，他们便“以无限的忍耐” [Ratzel， Völkerunder，I，338—339.] 来保育他。就是，事态未必象最初所觉得那样地简单，小儿杀害，于澳洲土人并不妨碍其爱自己的孩子们，很坚忍地将他们抚养。而且这也不独在澳洲的土人。古代的斯巴达也曾有小儿杀害，然而因此便可以说，斯巴达人还未到达能够发生父母对子的爱情的文化底发展阶段么？

就杀害病人和老人而言，则在这里，首先必须将至于施行这事的特殊的事情，加以计及。那是仅仅施行于精力已经耗尽的老人，当行军之际，失掉了和自己的氏族偕行的可能的时候的。因为野蛮人所有的移居的手段，还不够搬运这样的体力已衰的成员，所以必然勒令将他们一任运命的意志，而且那时候，由近亲者来致死，在他们，是算作一切恶中的最小者的。况且老人的遗弃和杀害，是拖延到最后的可能，所以虽在以这一事出名的种族中，也实行得极其稀少，这事是必须记得的。火岛的土人，和达尔文讲了多回的吃掉自己的老妪的故事相反，拉追勒说，老人和老妪，在这种族中，却受着大大的尊敬。 [Völkerunde，I，524.] 耶尔关于飞猎滨群岛的内格黎多， [Native races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p.133.] 蔼连赖息（引玛乔斯的话）关于巴西的皤多库陀，都说着一样的事。 [Ueber die Botokudos etc， Zeitshrift für Ethnologie， XIX，S.32.] 海克威理兑尔称北美的印地安为比别的任何民族都尊敬老人的民族。 [L.c.，S.251.] 关于非洲的土人，锡瓦因孚德说，他们不但很注意地抚养自己的孩子们而已，也尊敬自己的老人们，这是在他们的任何村落里，常常可以目睹的。 [Au coeur de I’Afrique，T.I，p.210.] 而据史坦来的话，则对于老人的尊敬，是成着全非洲内地的一般底的规则。 [Dans les ténèbres de I’Afrique，Ⅱ，361.]

毕海尔全然将站在具体底的基础上，这才得以说明的现象，抽象底地在观察了。对于老人杀害，也和对于婴儿杀害完全相同，不是原始人的性格的特质，不是他的疑问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欠缺时代间的活的连系，乃是应当归之于野蛮人在那里面，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争斗的诸条件的。我在第一信里，已曾使你想起人类倘若生活于和巢蜂同样条件之下，他们便将并无良心的苛责地，甚至于怀着尽义务的愉快的自觉，以谋自己社会中的不生产底的成员的绝灭罢这一种达尔文的思想来了。野蛮人就正是生活于不生产的成员的绝灭，或一程度为止，是对于社会的道德底义务那样的条件之中的。他们既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便势不得不杀掉多余的孩子和耄年的老人，然而他们之并不因此便成为毕海尔所描写那样的利己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者，是由我引用的许多例子所明证的。使杀孩子和老人的野蛮生活的那同一条件，就同样地支持着留遗下来的团体的诸成员间的紧密的连系以父母底感情的发达和对于老人致大尊敬为世所知的种族，时而同时施行着杀害小儿和老人的paradox（颠倒），即据此可以说明，问题的核心，是不在野蛮人的心理，而在他的经济的。

在截止关于原始人的性质的毕海尔的议论之前，我还不可不关于那动机，来加两个的注意。

第一，作为由他归给野蛮人的个人主义的最明了的表现之一，映在他的眼里的，是他们之间，非常广行的各自采取食料的习惯。

第二，在许多的原始民族那里，家族的各成员，有着自己的动产，对于这，家族的其余的成员无论谁，都没有一些权利，普通也并不现出什么欲望来。一个大家族的各成员，散开来住在小小的小屋里的，也不少有。毕海尔在这里，就看出了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显现。倘使他知道了我们大俄罗斯有那么许多的大农家族的秩序，就会全然改变了那意见的罢。

在这样的家族里，经济的基础是纯粹地共产主义底的。但这事，于他们的各个成员，例如于“妇人们”和“姑娘们”并不妨碍其拥有虽从最压制底的“家长”这边的侵犯，也由习惯之力严加保护着的自己本身的财产。为了这样大家族的既婚的成员，往往在共同的大院内，造起分屋来（在旦波夫斯克县，称这些为小屋）。

你也许早已倦于关于原始经济的这些议论了。但是，请你容认，我没有这个是全然不能济事的。如我已经说过，艺术是社会现象，所以倘若野蛮人实在是完全的个人主义者，那么，絮说他的艺术，盖是无意味的罢，我们在他们那里，将毫不能发见艺术活动的怎样的特征。然而，这活动，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原始艺术——决不是神话。只这一个事实，即使是间接底地罢，就已经能够否定毕海尔的对于“原始经济底构造”的见解之足信了。

毕海尔屡屡反复着说，“为了不绝的放浪生活，关于食料的顾虑全然并吞了人们，和这一同，连我们所想为最自然的感情，也不容其发生了” [《四概要》八二页。并参照八五页。] 而那同一的毕海尔，如你所已经知道，却相信人类在不可测知的世纪间，曾经不劳动而生活，以及虽在今日，地理底条件允许人们支出最少的努力而生存的处所，也还不少的。在我们的著者，艺术古于有用的对象的生产这一种确信还和这相连结，正如游戏古于劳动一般。那就成为这样——

第一，原始人用最微细的劳力的价值，维持了自己的生存；

第二，虽然如此，这些微细的劳力却完全并吞了原始人，为了别的任何活动，连我们所以为自然的感情之一，也不留一些余地；

第三，自己的营养以外，什么也不想到的人，却连为了那营养，也不从有用的对象的生产开始，而从满足自己的美底要求开始的。

这是非常奇怪了！当此之际，矛盾是显然的。但是，要怎样办，才能够脱却这个呢？

要脱却这个，非订正了毕海尔关于向有用对象的生产的活动和艺术的关系的见解的错误之后，是不可能的。

毕海尔说工艺的发达，无论那里都始于身体的涂彩时，就非常地错误着。他绝没有引一条事实，能够给我们设想为身体是涂彩或穿孔，先于制作原始底的武器或原始底的劳动用具的动机——是的，不消说，引不出来的。皤多库陀的或一种族，在那有限的身体装饰之中，有作为最主要的东西的他们的有名的皤多卡，即插入嘴唇里的木片， [Waitz， Anthropologie der Naturvölker， dritter Teil’ S.446.] 倘若假定这木片的设色，是在皤多库陀人学得从事狩猎，或者至少是借着弄尖的棍棒之助，来掘食用植物的根之前，那是非常可笑的罢。关于澳洲土人，L·什蒙曾说，在他们那里，许多种族，是毫不加什么装饰的。 [Im australischen Eüche und an den Kusten des korallen meers， Leipzig 1896，S 223.] 这恐怕未必如此，在事实上，一切澳洲的种族，是用着最不复杂的，以及这样那样的装饰的，即使是少数。但在这里，也仍然不能假定这些不复杂的少数的装饰，在澳洲的土人那里，较之关于营养的忧虑以及和这相应的劳动用具，即武器和用于采取食用植物的弄尖了的棍棒，为更先出现。萨拉辛以为未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的原始韦陀族，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毫不知道什么装饰，虽是现在，在山地里也还能遇见全不装饰的韦陀族。 [Die Weddas von ceylon，s.395.] 这样的韦陀族，连耳朵也不穿孔的，然而他们却已经知道使用那，不消说是他们自己所制作的武器。在这样的韦陀族里，用于装饰武器的工艺，分明是先于装饰制造品的工艺的。

连非常低级的狩猎种族——例如薄墟曼或澳洲土人——也会作画，是事实。在他们那里如我将在别一信里来论及那样，有着真的画廊。 [关于澳洲土人的绘画，可看辉忒的Anthropologie der Naturvölker， sechster Teil，s.759.及以下，并看有兴味的L·G·玛乔斯的论文，The rock Pictures of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in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Queensland Branch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 vv.X and XI.关于薄墟曼的美术，则可看已曾由我引用了的茀立修的关于南美洲土人的著述，第一卷，四二五至四二七页。] 焦克谛和遏斯吉摩，以那雕刻和雕刻细工出名。 [可看Die Umsegelung Asiens und Europas auf der Vega von A.E.Nordenskiold， Lepzig 1880，B.I，S.463及B.Ⅱ，S.125，127，129，135，141，231.] 曾在古象期居住欧洲的种族，则以不亚于此的艺术底倾向见知于世。 [可参照Die Urgeschichte des Menschen nach dem heutigen Stande der Wissenschaft， von Dr. M. Hörnes， erster Halbband，S.191及以下，213及以下。和这相关联的许多事实，由Mortillet指示在他的Le Préhistorique中。] 一切这些，都是属于艺术史家谁也不当付之等闲的极重要的事实的。但是，在澳洲土人，薄墟曼、遏斯吉摩或古象的同时代者那里，艺术活动比有用的对象的生产先行了，在他们，艺术比劳动‘古’了的这等事，是从那里发生的呢？这样的事，是那里也决不会发生的。全然是那反对。原始狩猎人的艺术活动的性质，分明证明着有用的对象的生产和一般地经济底活动，较艺术的发生为先行，因而在那上面，也捺着最鲜明的印记。焦克谛的画，是描着什么的呢？——那是狩猎生活的种种的光景。 [Nordenskiold， Ⅱ Band， S.123，133，135.] 显然是焦克谛最初从事于狩猎，其次才开始在绘画上，再现出自己的狩猎来。全然一样地，倘若薄墟曼是几乎专画着动物，孔雀、象、河马、鸿雁、以及其他的，那就因为动物在他们的狩猎生活上，充着绝大的决定底的脚色的缘故。在最初，人类对于动物站在一定的关系上了（开始狩猎它们了），其次——也正因为对于它们站在一定的关系上的缘故——则在他那里，生起要描写这些动物的冲动来。那么，什么比什么先行了的呢，劳动先于艺术，还是艺术先于劳动呢？ [Fritsch， Die Eingeborene Süd—Africas，Ⅰ，436.]

不，敬爱的先生，我相信，倘若我们不将如次的思想，即劳动古于艺术的事，以及人类大抵先从功利底的观点，来观察对象和现象，此后才在自己对于它们的关系上，站在美底观点上的事，将这思想据为己有，则我们在原始艺术的历史上，恐怕什么也全然不会懂得的。

我想将许多——由我看来，是完全可以凭信的——这思想的证明，举在下一信里，但那大约要从研究分民族为狩猎，牧畜，农业民族这旧的举世所知的分类，是否合于我们的人种学底知识的现在的状态这一个问题开端了。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

当我的论文集《二十年间》的新版出世之际，这回决计要在那前面加上几条注意书了。

或一批评家——不但倾向不好而已，且是极不注意的批评家，竟将实在可惊的文学的规范，归在我身上了。他决定地说，我所承认者，只是承认社会底环境有影响于个人的发达的文艺家，而将不承认这影响的文艺家，加以否定。要将我解释得比这更不行是不能的了。

我所抱的见解，是社会底意识，由社会底存在而被决定。凡在支持这种见解的人，则分明是一切“观念形态”——以及艺术和所谓美文学——乃是表现所与的社会，或——倘我们以分了阶级的社会为问题之际，则——所与的社会阶级的努力和心情的。凡在支持这样见解的人，将所与的艺术作品，开手加以评量的文艺批评，就也分明应该首先第一，剖明在这作品中，所表现者，正是社会底（或阶级底）意识的怎样的方面。黑格尔学派的批评家——观念论者——这里面，连在那发达和这相应了的时期的我们的最天才底的培林斯基（Belinski）也包括在内——说，“哲学底批评的任务，是将借艺术家而被表现于那作品中的思想，从艺术的言语，译成哲学的言语，从形象的言语，译成论理学的言语。”但作为唯物论底世界观的同人的我，却要这样说，“批评家的第一的任务，是将所与的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言语，译成社会的言语，以发见可以称为所与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的东西。”我的这见解，在我的文学底论文里说明，已经不止一次了，但看起来，这见解，竟好象引我们的批评家于迷误似的。

这富于奇智的汉子，竟以为倘如我的意见，文艺批评的第一的任务，既在决定由作者所运用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则我所赞赏，是将在我觉得愉快的社会底努力，表现于那作品中的作家，而将不愉快的这些事的表现者，加以否定。就这事本身而论，就已经愚蠢，因为在真实的批评家，问题是并不在“笑”了“哭”了那些事情里，而在理解之中的。然而现在我所作为问题的“作者”，却将问题更加单纯化了。他所述说，是所与的作家，那作品能否确证我关于社会环境的意义的见解，我便据以分为赞赏或非难。 [他竟连从我的文学底论文里，引一条例子来确证自己的言论的事，也忘掉了。然而这是自然明白的。] 于是就生出可笑的漫画来，假使这对于我国的——可惜还不独我国——文学史家，不成为极有兴味的“历史底记录”，那就恐怕是连谈讲的价值也没有的。

G·I·乌斯班斯基（Uspenski）在《难医的汉子》这一篇短篇里，将一个苦于暴饮，向医生访求着医治这病的药，“譬如连身体的角角落落”也都达到的药的教士，作为唯物论的决定底反对者，证明着物质和精神的决非一物。“你瞧，——这汉子讲道理道，——连《俄国的言语》报上，也没有说这是一体的……倘若这样，那么，拿一段木棒来——这是脊骨，缠上绳子——是神经，再加上些什么——选出去做土地争议裁定官罢，只要给带上缀着红带子的帽，就好了……”

这教士，留下了无数的子孙，他是马克斯的一切“批评家”的先祖。我们的“作者”，一定也属于这苗裔里面的。然而应该说真话，——教士还没有“狭隘”到他的子孙一般。他“连”依据了《俄国的言语》报，也并无偏见地，承认了脊骨不是木棒，神经不是绳子。而我的大慈大悲的批判者，却要将神经和绳子，木棒和脊骨的等观的坚强的确信，归之于我。岂但我们的批评家而已呢？反对者们也将和这相类的愚昧，十分认真地归给了我们。——其实是，虽现今也还在归给，没有歇——要确信这事，只要想起社会革命党和主观主义者们对于马克斯主义所加的反驳，就够了。不独此也，——虽在西欧的马克斯批判——例如有名的培仑斯坦因先生——上，也还将那有判断的教士所未必加于唯物论的关于“神经”和“绳子”的意见，归之“正统底”马克斯主义，这事，是可以无须什么夸张地来说的。我真不知道，我们可能遇到一个时代，会从和这种“批评家”交矛的满足，得到解放。但我想，这时代是要来的，我以为这的到来，当在社会底变革，除去了或种哲学底以及其他的偏见的社会底原因之后。然而现在，却还很要常常听我们的“批评家”的认真的忠告，说是将缠着绳子，用了缀着红带的帽子装饰起来的木棒，推举出去做“土地争议的裁定官”，是不行的罢。没有法，只好和果戈理（Gogol）一同大叫道：“诸位，生活在这世间，是多么无聊呵！”

也许有人要说，着手于艺术作品的社会学底等价之决定的批评家，是容易将那方法来恶用的。这我知道。然而不能恶用的方法，有在那里呢？这是没有的，也不会有。又将说罢，——所与的方法愈是切实的，则由拙劣地驾驭这方法的人们所犯的那恶用，就愈不堪。然而这事，成为反对切实的方法的理由么？人们往往将火恶用，但人类倘不回到文化底发达的最低阶段去，却不能拒绝其使用。

在我国，现在是将“有产者底”或“小市民底”这形容词，非常恶用着了。那事例之多，竟至于使我读着“Russkie Vedmosti”第九十四号的漫谈（Feuilleton）的I先生的下几行，未尝没有同感。——

“现在的文学，在要发见一种手段，只留下于那支持者并无危险的东西，而决定底地将一切解体，破坏。这是包藏于‘有产者底’或‘小市民底’这言语之中。只要将这言语，抛在或一社会活动家或文学作品上，便作为杀死，解体，绝灭最强的有机体的毒，作用起来。‘有产者底’这句话里，含有无论用了怎样狡狯的中伤，论争底才能的怎样的展开，也都不能斗争的论据。这好象是不能证明它没有对准必要之处，未常命中适当之处的日本的下濑火药似的东西。触着它也好，不触着也好，而它已经将那些东西破坏了。

“对于这可怕的判决，唯一的充足的回答，是向着和这相应的致命底的爆裂弹的飞来之处，抛过同样的东西去。对于将‘有产者底’这句话，抛给你们了的处所，就送以‘小市民底’这句话罢。那么，你们将在敌阵里面，看见刚才在你们自己这边那样的败灭了，为什么呢，因为防御这爆裂弹，是怎样的城墙，怎样的壕堑，也不会有的。”

在或一意义上，I先生是对的。但仅在或一意义上，是对的而已。作为分明看透了或种现象，却并不来取解决那社会底意义之劳者，是对的。但是，倘若I先生要懂得这意思，那很容易，就只要从他刚才所说上述的形容词的恶用之可怕的事，便懂得了。兑什思沛兰德先生说得不错（《基雅夫意向》，一九〇八年，一三二号）——

全世界是——据梭罗古勃，是“有产者”。

据陀勃罗文，则是“犹太人”。

那是如此的。然而为什么从陀勃罗文（Dubrovin）先生看来，全世界是“犹太人”呢？将这奇怪的心理学底光差的社会学底等价，加以决定，是做不到的么？对于这问题，恐怕大家都未必能说“做得到”，大家也未必毫无困难，决定这等价的罢。那么，梭罗古勃（Sologub）先生的心理学底光差，怎样呢？决定那社会学底等价，是可能的么？我还是以为可能的。

例如——看罢。近时陀勃罗文先生的机关杂志说过——“社会主义所约给我们的饱满的有产者底幸福，并不使我们满足”（据《基雅夫意向》一九〇八年，一三二号所引用）云。

总之，陀勃罗文先生对于自己的反对者们，现在是不但非难其犹太性，而且也非难其小市民性了。然而陀勃罗文先生是并非将可怕的有产者性的“下濑火药”，亲自制造了的，他是从别人，例如，从由他看来，全世界都是“有产者”的梭罗古勃先生，或从并不反对甚至将有产者性之罪归于造化的伊凡诺夫·拉士谟涅克（Ivanov-Razumnik）先生，所接来的现成品。但这些人们，也并未自己制造了这可怕的“下濑火药”。他们从几个马克斯的批判者，将这接受过来，而这些批判者们，则继承之于法兰西的罗曼派。谁都知道，法兰西的罗曼派们，是雄健地反抗了“有产者”和“有产者性”的。但到现在看起来，凡在知道法兰西文学史的人们，就明白那反抗了“有产者”和“有产者性”的罗曼派本身，即彻骨地为有产者精神所长养。所以对于“有产者”的他们的攻击和对于“有产者性”的他们的嫌恶，不过是有产阶级内的家庭争执。台阿斐尔·戈兼（Théophile Gautier），是“有产者”的无可解救的敌人，然而虽然如此，他对于一八七一年五月的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却以渴血似的狂喜来欢迎了。只要看这事，便知道对于“有产者”在嚷嚷着的一切人们，并不是对于有产者底社会组织的反对者。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要知道可怕的“下濑火药”的本质，就也没有象I先生所设想之难。是有“反小市民性”，又有“反小市民性”的。有一种“反小市民性”，是和资产阶级的榨取大众（群集）的事，虽然还容易和解，但到终局，和由这榨取而生的有产者底性质的缺点，却无论怎样，总不能和解。还有一种“反小市民性”——那不消说，对于有产者底性质的坏的方面，是并不掩起眼睛来的，但分明知道，这只有靠着除去相关的生产关系的方法，才能够除去。要明白这两种“反小市民性”的任何之一，都应该在文学上发见那反映，而且其实已经发见的事，是容易的。凡明白了这事的人，就毫不为难地知道“下濑火药”的本质了。

他将要说罢，——有“下濑火药”，又有“下濑火药”，其一，是有产者愿意脱离由有产者底社会关系而生的缺点，于是他从对于由他所榨取的大众的劳动，希望维持政权的人们所团结的阵营里，跑了过来。这些“下濑火药”在效用上，就象仅足惊吓苍蝇的蝇扑。然而还有别的“下濑火药”，那是从反抗“人类对人类的”一切榨取的人们的阵营里跑来的。这些人们，比第一种的人们诚实得多。那数目之中，不但陀勃罗文之徒而已，连台阿斐尔·戈兼之辈，也不在内。现代俄国的“小市民性”的反对者们的最大多数，也知他们毫没有什么共通之处。例如茹珂夫斯基（Zhukovski）先生似的人，也不属于此，据他的意见，戈理基（Maxim Gorki）——“是从头顶起，到脚尖止，是小市民。”在戈理基，是有许多缺点的。可以用了完全的意识，称他为空想家。但能够说他是小市民者，却只有陀勃罗文先生似的，将社会主义和小市民性，混为一谈的人。I先生说，“戈理基先生常在非难别人，说是小市民性。别人也在这样地非难他。一切都很合适的。这恐怕是孩子的游戏罢。”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大错的。一种文学，其中“玩弄”着“小市民”呀，“小市民性”呀那样的诚实的概念，却可以说是一切都很合适的么？凡是对于文学的问题，抱着诚实的态度的人们，可以不来努力，使这游戏有一结束的么？然而要将孩子用着诚实的概念的游戏，加以结束，则倘不能决定这游戏的社会学底等价，换了话说，就是剖明那引它出来的社会底心情，就不行。但这事，倘不是在“社会底意识，由社会底存在而被决定”这一个不可争的命题上，就是我所努力要将自己的批评论文的基础，放在那里的思想上，两手牢牢地抓着的人，是办不到的。

一切的“反小市民”，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这事，在西欧知道文学底潮流的历史的一切人们，是很明白的。但可惜在我国，凡有兴味于社会问题的人们，却远不知道这历史。于是I先生所指摘的有害的游戏的可能，就被造成了。并不很古的时候，说起来，就只在两三天以前，在我国，自己的魂灵里除了对于小市民的罗曼底的——即Par Excellence（几乎全体）地小市民底的——憎恶之外，一无所有的人们，都将身子裹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的外套里面了。这种人们的不少的数目，即形成于新闻《新生活》的协力者之中。其中之一的闵斯基（Minski）先生，在上述的新闻停刊了几个月之后，夸张地指摘着一个事实，说是我们的颓废派诗人，大半投入我们的解放运动的极左底潮流里了，而艺术上的写实主义的拥护者，倾向这潮流的却少得远。事实，是未曾正确地指摘到的。而且对于闵斯基先生所要证明的，事实却毫没有证明着。在法兰西，自己彻骨为小市民底精神所育养的“小市民性”的反对者的许多人——例如波特莱尔（Baudelaire）——，就很神往于一八四八年的运动，但这事，于那运动刚要失败，而他们便转过脸去，是不来妨碍的。以强有力的“超人”自居的这种的人们，实际上却极端地孱弱。而且也如孱弱的一切人们一样，神往于自然力那一边。然而他们的出现，则并非作为力的新要素，倒是代表着否定底要素，要运动之力不减少，还是和他们分离了，却较为有效的。而在我国，和这些人们曾经协力的劳动者利益的拥护者们，是将许多罪戾，接收在自己的魂灵里了。

但是，回到文艺批评的任务去罢。我说过，——黑格尔学派的批评家——观念论者，以为将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言语，译成哲学的言语，是自己的义务。然而他们很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很不以遂行了这义务为限的。上述的翻译，据他们的意思，不过是哲学底批评历程的第一段。这历程的第二段，在他们，——如培林斯基所曾写出——是在“将艺术底创造的思想，指示其具体底显现，追求之于形象之中，而且发见其各部分中的全体底的和单一的东西。”这意思，就是说，在艺术作品的思想的评价之后，应该继以那艺术底价值的分析。哲学不但并没有除去美学而已，反而努力于为他寻路，为他发见坚固的基础了。关于唯物论底批评，也应该说一样的话。一面努力于发见所与的文学现象的社会学底等价，而这批评，倘不懂得问题不该仅限于这等价的发见，以及社会学并非在美学前面关起门来，倒是将门开放的事，那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本性的东西。忠实的唯物论底批评的第二段的行动——恰如在批评家——观念论者那里也是如此一样——自然应该是正在审查的作品的美学底价值的评价。假使批评家——唯物论者，以他已经发见了所与的作品的社会学底等价为理由，而拒绝这样的评价，则不过曝露了他对于自己要据此立说的那见地，并无理解。一切所与的时代的艺术底创作的特殊性，是常被发见于里面所表现的社会底心情和那最紧密的因果关系之中的。一切所与的时代的社会底心情，则由那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关系而被决定。这事，艺术和文学的一切的历史，显示得比什么都了然。惟这个，就是当决定一切所与的时代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学底等价时，假使批评家从那艺术底价值的评价转过脸去，那么，这决定，便将止剩下不完全的，从而不确实的东西的原因。用了别的话来说，就是，唯物论底批评的第一段，不但不除去第二段的必要而已，倒是引起作为那必要的补充的第二段来。

再说一回，唯物论底批评的方法的恶用，是仅凭了不会有不能恶用的方法这一个简单的理由，就不能成为反对这方法的口实的。

在我的书籍《关于对历史的一元论底见解发达的问题》里，我反驳着密哈罗夫斯基（Michalovski），下面似的写着，——

“彻底底地坚持着一个原则，而说明历史底历程——这是困难的工作。然而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么？凡科学，只要这不是‘主观底’科学，就大抵并非容易的工作，——惟在那里面，则以惊人的容易，说明一切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既然到了那里了，我们就告诉密哈罗夫斯基先生罢，——在关于观念形态之发达的问题上，倘不统御着或种特别的才能，即 艺术底感觉，则虽是‘弦’ [在对于我们的论争底论文之一里，密哈罗夫斯基将社会的经济底构成，名之为“经济弦”。] 的最超等的通人，也往往成为无力。心理，是和经济相适应的。然而这适应，是复杂的历程，要通晓那全行程，描出他如何施行，给自己和别人，都易于明白，就往往必须艺术家的才能。例如巴尔札克（Balzac），于说明和他同时代的社会的种种阶级的心理，作了大大的贡献了。我们从伊孛生（Ibsen），也可以学得许多。但惟独从他而已么？我们和岁月一同，在一方面——理解‘弦’的运动的‘铁则’同时在别方面——期待着能够理解，并且表示出在那‘弦’上，就因了那运动，而‘活的衣裳’怎样地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的出现罢。”

我现在也还这样想：倘要懂得我当时所名为观念形态的活衣裳者，则往往以艺术家的才能——或者至少是感觉——为必要。加以这样的感觉当我们着手于艺术作品的社会学底等价的决定之际，也是有益的。这样的决定，也是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工作。我们——例如关于这事，我在上面引用了的I先生的漫谈，在登在“Russkie Vedmosti”杂志上的那论文集《文学底颓废》中也就是——往往遇见显示着愿做这事的一切人们，却不适于这困难的工作的批评底判断。在这里，也是被召者虽多，而入选者却少的。我现在所言，并非为了唯物论底方法的辩明，——我已经说过，所与的方法的恶用的可能，还未曾给人以审判这方法本身的权利，——是为了对于那拥护者，警告其谬误而说的。在战术的问题上，在我国，已由了自以为总有些马克斯的继承者的权利的人们，做了许多谬误了。这样的谬误，倘施之于文艺批评的领域内，是非常可惜的。但要去掉这个，却除了马克斯主义的根本问题的新的研究之外，没有另外的方法。这研究，现在在我国这两三年的事件的影响之下，当正在开始着手于理论底“价值”的“再评价”之际，尤为有益，瞿提（Goethe）就已经说过，一切反动底时代，是倾于主观主义的。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着渐倾于这主观主义的时代之一，而且我们恐怕还至于要看见主义的真实的筵宴的罢。在现在，我们就已经看见这领域内的多少事情了，——调尔珂夫（Tyurkov）先生的神秘底无政府主义，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i）先生的“创神主义”，阿尔志跋绥夫（Artsybaschev）先生的色情狂主义，——这些一切，就都是同一毛病的各样的，然而分明的症候。将已经传染了这病的人们，是毫不想去医治了，但我要从还是健康的人们起，给以警戒。主观主义的霉菌，在马克斯学说的健康的氛围气里，极迅速地灭亡。所以马克斯主义，是防这毛病的最好的豫防手段，然而要马克斯主义能用作这样的手段，则必须不单是滥用马克斯主义底术语，而真实地理解他。卢那卡尔斯基先生，现在为止，倘若我没有错误，则是自以为马克斯主义者的。然而他完全没有获得马克斯主义的学说，就单是始终反复了马克斯主义底术语，正因为这缘故，他就走到了那最滑稽的“创神主义”了。

他的例子，在别人是教训……

卢那卡尔斯基先生是在一直先前，就有了现在的病的萌芽的。那最初的症候，是他对于亚筏那留斯的哲学的心醉，以及要借这哲学，来给马克斯主义“立定基础”的希望。在懂得事理的人们，当那时候，就已经明白这马克斯的“立定基础”，正不过证明着卢那卡尔斯基先生自己的无基础。所以卢那卡尔斯基先生的病的新症候，对于这样的人们，是不能使谁吃惊，使谁丧气的。懂得事理的人，在无论怎样的主观主义之前，都不会丧气。但在我国，懂得事理的人们，能很多么？唉唉，他们是很少！而且正因为他们少，所以我们，用了培林斯基的话来说，就不得不和那些与蛙儿们交战，虽当最好之际，也只值愉快的嘲笑那一流的非文学底的人们来争吵了。而且正因为在我国，懂得事理的人们少，所以象戈理基先生的《忏悔》那样的可悲的文学底现象，这才成为可能，——那当然，大约要使这极大才能的人的一切真实的崇拜者，抱着不安，而这样地发问的，——“他的歌，莫非实在唱完了么？”

我对于这质问，还不能敢于给以肯定底的回答——也很不愿意给。我只在这里说几句话，就是在那《忏悔》里，戈理基先生是站在较他为早的果戈理，陀斯妥夫斯基，托尔斯泰似的巨人所滑了下去的斜面之上了。他能够坠落而站住么？他能够敢于弃掉这危险的斜面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得很明白——要弃掉这斜面，惟在由他的马克斯主义的根本底获得的条件之下，这才可能。

我的这些话，大约要将动机，给与关于我的“一面性”的许多有些奇智的谐谑的罢。我对于新出的谐谑，赠之以拍掌。但我将继续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的罢。惟有马克斯主义，可以医治戈理基先生。而这我的固执，将要因了记起那“用挫折了的东西去医治去”这一句格言，而更加容易得到理解。戈理基先生，不是已经自以为马克斯主义者了么？他在那长篇《母亲》之中，不是已经作为马克斯底见解的宣传者而出发了么？然而这小说本身，却证明了——戈理基先生于作为这样的思想的宣传者的脚色，全不相宜，为什么呢？因为他全没有理解马克斯的见解。《忏悔》，则成了这全无理解的新的，而且恐怕是更加明白的证据了。于是我要说——假使戈理基要宣传马克斯主义，就豫先去取理解这主义之劳罢。理解马克斯主义的事，大抵是有益，并且也愉快的。而且对于戈理基先生，将给以一种买不到的利益，就是，明白了在艺术家，即以用形象的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那宣传家，即以用论理底言语来说话为主的人的职务，是怎样地只有一点点相宜而已的。戈理基先生确信了这个的时候，他大约便将得救了……